“华语”一词在语言学界使用的越来越普遍,大家对“华语”的认识已经从“华语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华人共同语”(郭熙2006)发展到“华语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郭熙 2008:78;李宇明 2010)。这两个定义看似差不多,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跳跃。“华语”一词已经不是海外华人的“专利”,而是一个囊括现代汉语标准语不同地域变体的概念,于是“全球华语”应运而生,相应地“全球华语研究”方兴未艾。本文旨在梳理“全球华语研究”近年来在中国以外地方的发展轨迹,介绍与之相关的具体研究,并提出对于将来的展望。
一、关于“全球华语”
“全球华语”的提出是以“华语”为基础的。对于“华语”一词的源流,郭熙(2004)和徐威雄(2012)都有详细的论证,在此不赘。早期的“华语研究”主要在东南亚。东南亚各国的语言学家从自身语感、本土语料出发对各地华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进行研究,例如许云樵(1961)的《南洋华语俚俗词典》、陈重瑜(1986)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等,这可以称之为“本土视角”。而此时中国也有一些研究,可以称为“中国视角”。本世纪初,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华语研究的深入,开始出现“全球华语”(吴英成 2003)、“大华语”(陆俭明 2005)、“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徐杰 2006)等概念。
“全球华语”(Global Huayu)①是比照“全球英语”(Global English)提出的(吴英成 2003),是鉴于各地华语变体逐渐定型、特色逐步涌现,尤其是与普通话的差异已逐渐理清。“中国视角”和“本土视角”被“全球视角”取代,从宏观的层次、全球的视野看待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各类变体,“显示了对各社区华语变体的同等关注”(李宇明 2010)。李宇明(2016)又说:“所谓‘大华语’,就是以普通话/国语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这个定义与陆俭明(2005)的“大华语”概念有所不同,陆的“大华语”是“以普通话为基础而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可以有一定的弹性、有一定宽容度的汉民族共同语”。显然,陆的“大华语”秉持的是“华语”的概念,而李的“大华语”则是“全球华语”的理念。
“全球华语”的提出显示中国在语言规划方面也开始采用全球的视野,开始“把语言看成是文化和资源”,“看到语言的变异、变化和发展”(郭熙 2009)。郭熙(2009)把这种跨国(跨境/跨地区)的语言规划界定为“华语规划论”,并明确提出“华语规划论是在华语概念认识加深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华语规划论接受这样的观点:华语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它以普通话为核心”(郭熙 2012:94—95)。“全球华语”视野下的语言规划重视各地华人对华语的认同,而“认同”是形成言语社区的必要条件(徐大明 2004)。从认同出发,全球华语社区可分为“核心华语社区”“次核心华语社区”“外围华语社区”(徐大明、王晓梅 2009),这个三层嵌套的结构并不受到地域的限制,而是以对华语的认同和使用为标准。例如,马来西亚华人讲华语、认同华语,因此属于核心华语社区。以认同为基础的华语社区彻底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做到了平等对待各地华语变体和子社区,体现了全球华语的视野。
二、全球华语的相关研究
在全球华语的视野下,涌现了许多以“华语”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2015年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华语》(Global Chinese)开始发行,这个期刊就是因应学术界对于华语作为国际语言的研究兴趣日增而创办的,它同时关注世界范围内华语和华语使用者的研究。这说明华语研究不仅在国内开始受到重视,在国际上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一部分,我们从全球华语研究的地域范围和具体内容两方面来整理目前的学术成果。
(一)全球华语研究的地域范围
理论上,全球华语研究应该涵盖世界各地的华语变体;现实中,目前的主要成果相对集中于几个国家和地区。郭熙(2015)主编的《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一书收入了39篇论文,从涵盖的地域范围来看,这些研究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等地,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其中与新加坡直接相关的论文有12篇,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这说明新加坡的华语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除了在地因素外,中新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祝晓宏 2014)。《全球华语》期刊论文征集的范围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东南亚(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从目前所出版的四期内容来看,研究所涉及的地域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和美国,分布区域也相对集中。由新加坡学者周清海发起的“全球华语词典”以及“全球华语大词典”研究课题是全球华语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编写组成员和审阅组成员多数是来自当地的语言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也涵盖了若干研究区域,课题第一期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之后将推及印尼等地。
从地域范围来看,海外华语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例如有关马来西亚华语的研究越来越多,《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都将马来西亚列为单独的区域。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的期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也出版了一期“马来西亚华语研究专号”(2012),收入了七篇有关语言本体、历史、方言、应用与规划方面的论文。如邱克威(2012)所言,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对于补充论述现代汉语形成、现代汉语变异等方面深具意义,因为它脱离现代汉语发展已有上百年历史,同时又处于闽、粤、客等南方方言的包围之中。可以预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将成为全球华语研究的一个焦点。此外,印尼华语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华人正经历着“再华化”的过程,三语学校的兴起必定对印尼华语产生深刻的影响。
如前所述,全球华语社区以认同为标准,其核心圈是讲华语、直接认同华语的国家或地区,大部分集中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徐大明、王晓梅 2009)。在核心圈华语社区中,新加坡华语社区之所以较早引起大家的注意是因为华语在新加坡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前华文教育非常完善;1979年开始,政府启动一年一度的“讲华语运动”,有关华语的规划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此外,中国和新加坡建交之后,中新两国的学者交流不断增多,推动了新加坡华语的研究。例如陆俭明等的《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李临定的《新加坡华语词汇和中国普通话词汇比较》都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访问期间完成的。
(二)全球华语研究的具体内容
郭熙(2006)在《论华语研究》一文中指出了华语研究的五项主要任务:(1)华语使用现状的研究;(2)语言规划;(3)各地华语特征的研究;(4)各地华语教学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5)华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2015年创刊的《全球华语》清楚地界定了其收文范围:(1)世界各地华语的结构变异与变化(structural variations and chan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2)海外华人社区的语言维护与转用(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amongst the Chinese diasporas);(3)华人共通语交际以及全球华语作为共通语的使用(lingua franca communication amongst the Chinese, and Global Chinese as a lingua franca);(4)华语学习者类别(learner varieties of Chinese);(5)有关全球华语的语言政策、语言规划以及语言态度和意识形态(language policy, planning, attitude and ideology regarding Chinese as a global language)。综合以上两种分类,华语研究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微观的本体研究,包括各地华语特征以及结构变异与变化的研究;(2)宏观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语言管理研究,包括各地华语使用现状的研究、语言维护与转用的研究、基于全球华语视角的语言规划研究、语言态度以及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等;(3)语言教学与学习研究。
1.微观的本体研究
全球华语的本体研究主要着重于各地华语特征的描写和解释,大多数的研究着眼于与普通话的比较以及从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的角度解释各地华语变体特征形成的原因。这类研究集中于语法和词汇,语音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少。2011年开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确立了四项实际目标和两项理论目标,其实际目标的第一项便是“通过调查,弄清华语语法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异同,特别是在不同区域的变异情况”,其理论目标是“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理论。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邢福义、汪国胜 2012:6)。海外华语都处于多元语言环境之中,除了汉语方言的影响之外,英语和当地语言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目前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华语语法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其中闽粤客三大方言的影响最大,例如马来西亚华语中的疑问成分“做么”就可以在这三大方言中找到类似的结构 (王晓梅2016a),而马来西亚华语疑问句尾的“的”更是受到粤方言的深刻影响(王晓梅、何元建 2016)。近年来,学界也开始探索海外华语与近代汉语、早期现代汉语的关系。
全球华语词汇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这主要是因为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地域变异较为明显,因此各地华语词汇研究的成果也较多,例如《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汪惠迪 2002)、《“大华语”形式下之区域词汇协调:评议马来西亚“舞狮”与“狮子舞”之争》(邱克威 2013)等。与语法研究类似,这些词汇方面的研究着重于各地华语词汇的描述与分类、与普通话词汇的比较、词汇来源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诸如“词汇协调”等概念(汪惠迪、郭熙 2002)。可见,词汇研究较早就有了“全球华语”的视野,因而也就有了《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这样的研究结晶。如前所述,全球华语词汇研究的另一贡献是对近代汉语和早期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方面的贡献。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借助历史语料,例如基督教传教士材料、早期的词典、报纸等,一方面可以探讨海外华语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近现代汉语的形成补充新的材料和观点。例如,邱克威(2016)利用《叻报》(1881—1932)对新马记时词语进行了考察,厘清了月份、“礼拜、星期、点钟、时”等的用法,提供了研究新马华语词汇动态发展的视角。再如苏尔梦(2004)利用《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簿》(第一、二辑)对印尼华文中的音译外来词进行了研究,并根据词义进行了词汇归类。这类研究的意义很大,无论是对理解海外华语的形成,还是对近现代汉语的研究都很重要。
全球华语语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这主要是因为语音的稳定性较强。无论是新加坡华语还是马来西亚华语,都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标准,在学校语音教学中都采用汉语拼音。因此,理论上标准的华语变体在语音方面与普通话毫无二致,语音变异主要出现在口语层面,例如陈重瑜(1993)对于新加坡华语第五声(受方言入声影响而产生的短促调)的描述以及廖美慈(2015)对于马来西亚华语第五声的调查等。语音层面的变异主要由语言接触引起,除了方言语音系统的影响之外,当地语言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此外,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在海外华语基本不出现,海外华语在语调方面呈现一定的特点,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2.宏观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语言管理研究
宏观层面的全球华语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语言学,包括两个方面:语言使用(包括语言态度、语言维护、语言转用、语言传播等)和语言管理(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语言使用主要是针对华人社区所进行的语言调查,涵盖对华语、方言、英语和当地语言的使用情况以及语言态度的调查;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延伸出语言维护与语言转用、语言传播、双语与多语方面的研究。这类研究对于掌握全球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非常重要,为语言规划与管理提供直接的参考基础;而且不仅提供实证基础,也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这一研究领域。较早开始大型语言调查的是新加坡的研究团队,他们于20世纪90年代展开了新加坡华人社会语言调查,主要关注华语、方言、英语的使用及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态度,其研究成果(Xu et al. 1998)为很多后续研究所借鉴。新加坡的华人社会因教育背景而分流,英文教育源流与中文教育源流的分野造成人们语言使用与态度的差异,因此有学者提出新加坡处于后双言制时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语言的调查按照地域分为西马和东马,西马的研究多集中于首都吉隆坡、雪兰莪州(Wang 2010)、柔佛州(王晓梅、邹嘉彦 2009),东马的研究多集中于砂拉越州(Ting & Sussex 2002;Puah & Ting 2015)。马来西亚方言群仍有相对集中的居住模式,因此马来西亚社会语言研究的其中一个特色在于方言群仍然是考察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的重要单位,例如有关槟城客家社群语言维护与转用的研究(Wang in press)、有关雪隆一带潮州话语言活力的研究(王晓梅 2016b)、有关东马福州人的语言选择(Ting & Sussex 2002)等。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涉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例如泰国华人社会语言转用的研究(Liang 2003)、印尼西加里曼丹岛客家人的多语状况(Josh 2016)等。随着各地华人社会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主题逐渐涌现。Li (2016)将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多语研究集在一起,由卢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了名为Multilingu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的合集,内容分为四大板块:Emerging diaspora, emerging identities、Changing times, changing languages、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cultural mediators和Transnational families, transcultural living。 所收论文既有语言使用的历时变化,又有语言使用模式的共时描写,所涉及的华人社区涵盖了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等。可以说,全球华人语言研究已经渐渐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里重点介绍两个领域的研究状况:语言景观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与家庭语言规划研究(family language policy studies)。
语言景观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很快引起学界的注意。而有关海外华人社会语言景观的研究就地域范围来说大多集中于各地的唐人街,例如Lou(2016)对于华盛顿唐人街语言景观的研究,Wang & van de Velde (2015)对于荷兰和比利时六个城市唐人街语言景观的研究、王晓梅等(Wang et al. 2016)对于吉隆坡唐人街语言景观历时变化的研究、Amos(2016)对利物浦唐人街语言景观构建族群空间的研究等等。就研究内容来看,海外华人社区语言景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语言与族群认同研究、多语的历时变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活力等。可以说,语言景观研究有力地描写了公共空间的语言使用,尤其是海外华人社会的汉字(包括拼音)使用情况,为海外的中文使用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参考。这一研究方向也进一步与民族志学的方法结合,记录包括有声语言在内的公共空间的语言分布,使其对于语言使用的描写更加全面和深入。
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于近期内兴起,涌现一大批实证研究个案。其理论框架主要是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探讨家庭范围内的语言使用、语言意识形态与具体的语言规划措施,着重研究监护人(主要是父母)对于孩子语言行为与语言选择的影响(语言实践与语言意识形态层面)。就海外华人社会而言,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重点是面对社会多语状况,父母在家里如何为孩子制造语言学习环境,以及如何维护自己的祖语(heritage language),进而影响孩子的语言态度。Curdt-Christiansen (2009,2014,2016)是最早开展华人移民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的学者之一,她先后以加拿大魁北克和新加坡的华人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语言意识形态对于魁北克华人移民家庭语言规划的影响以及新加坡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对于华人家庭华语和英语学习的影响等。王晓梅(2016c)和Wang(in press)以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的客家人家庭为研究对象,研究家庭领域对于华语、客家话、闽南语的使用及态度,尤其关注父母对于这些语言(方言)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孩子的语言习得。家庭语言规划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的方式,掌握不同家庭成员的语言实践与语言意识形态以及父母的语言规划措施,对于理解海外华人社会的语言变迁、语言选择、语言习得非常重要。
3.语言教学与学习研究
全球华语研究对于语言教学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对于核心华语社区成员的语言学习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对次核心华语社区和外围华语社区成员的华语学习形成一定的影响。周清海(2007)讨论过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教学问题,他以新加坡的华语教学为例,探讨了海外华语教育的教学媒介语以及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目标等问题。至于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或学习的研究则多不胜数,研究对象来自世界各地,在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华语研究的兴起,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离散群体(Chinese diaspora)的语言使用与语言学习。Curdt-Christiansen & Hancock(2014)以语言学习为主题,集合了世界各地有关华语学习的研究,分为四个主题分别探讨了语言学习与实践中的家庭社会化模式、海外华人离散群体的祖语/补习学校、华语双语教育模型以及华语、文化与认同。语言社会化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海外华人家庭的语言使用(包括语码转换、称谓语的使用等)、阅读文本的选择等探讨海外华人离散群体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所在社会的政策、教育现实等对华人群体的影响。祖语/补习学校方面的研究集中了不同国家(苏格兰、美国、荷兰、英国等)的中文补习学校的个案研究,讨论有关双语双文、华语的多元中心性(polycentric)以及在语言教学中文化价值观的传递等。这些研究大多利用师生的教室互动语料以及访谈来展开研究,挖掘补习学校对于海外华人身份认同的作用以及对于儿童双语、双文习得的影响。华语双语教育模型主要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为例,分别分析了三地华文教育的历时变化、华语教学中的汉字问题以及社区学校与主流学校的华语教学。语言与文化、认同研究以英国和加拿大的华语学习者为例,主要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考察调查对象(补习学校学生以及选修华语的大学生)有关身份认同、华人性、华语学习动机等问题。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全球华语背景下,华语教学和学习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海外华人离散群体,研究议题与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议题紧密相连,例如家庭语言规划研究关心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儿童在家庭语言环境中如何习得祖语;再如语言学习所涉及的身份认同问题也是社会语言学长期以来所关注的,尤其是海外华人的语言维护与转用研究尤其注意研究对象的语言认同。这些研究趋向说明全球华语研究无论在实证研究方面,还是理论贡献方面都将为社会语言学领域做出重要的补充和贡献。
三、全球华语研究的展望
全球华语研究正处于发展阶段,它与当前中国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与全球化的步伐也是一致的。在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之下,语言学界也开始重视语言战略的研究(王晓梅 2015),先后推出了《中国语言战略》《语言战略研究》等学术期刊,而全球华语研究也可视为重要的语言战略研究。尤其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东南亚各国开始重视与中国的邦交,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于华语华文的推广。目前,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的华语学习已经形成了热潮,马来西亚的华文独立中学年年爆满,印尼的三语学校欣欣向荣,泰国掀起了“汉语热”等等。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之下,“全球华语大词典”和“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这两个重大课题应运而生,基本完成了华语词汇和语法的描写工作。可以预见,全球华语研究将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就研究趋势来说,对于全球华语的本体描写将从宏观走向微观,而且在与普通话比较的过程中,提炼语法、词汇与语音变异的机制,积累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丰富语言接触理论、语言变异理论等。对于全球华语的宏观研究将更加注重华语使用与认同的动态变化,家庭和社区将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以家庭为单位的语言规划研究、语言习得研究,以社区为单位的语言活力研究、语言景观研究等将进一步展开。
全球华语的研究成果也将进一步促进现代汉语相关研究以及社会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可以与全球英语研究展开横向比较,从而丰富语言传播、语言维护与转用方面的理论。
注 释
①Huayu一词的翻译最早由郭熙(2007)提出,《全球华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Global Huayu)也使用了这一翻译。
参考文献
陈重瑜 1986 《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语言研究》第1期。
陈重瑜 1993 《本地华语里声调的问题》,《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
郭 熙 2004 《论“华语”》,《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2期。
郭 熙 2006 《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郭 熙 2007 《现代华人社会中称说“汉语”方式多样性的再考察》,《南 开语言学刊》第1期。
郭 熙 2008 《华语研究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 熙 2009 《华语规划论略》,《语言文字应用》第
3期。
郭 熙 2012 《华语规划论略》,《华语研究录》,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 熙主编 2015 《全球华语研究文献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主编 2010 《全球华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宇明主编 2016 《全球华语大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廖美慈 2015 《马来西亚华语中入声的使用情况——以马来亚大学华裔生为例》,《学文》第2期。
陆俭明 2005 《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
陆俭明、张楚浩、钱 萍 2002 《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周清海主编,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邱克威 2012 《论“华语”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
邱克威 2013 《“大华语”形式下之区域词汇协调:评议马来西亚“舞狮”与“狮子舞”之争》,《语文建设通讯》第103期。
邱克威 2016 《〈叻报〉记时词语特点考察略记》,《语文建设通讯》第112期。
苏尔梦 2004 《18—19世纪印尼华文中的外来语初探》,《吧城华人公馆档案丛书公案簿》(第二辑),包乐史主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汪惠迪 2002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周清海主编,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
汪惠迪、郭 熙 2002 《华语的规范与协调》,(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7日。
王晓梅 2015 《 中国语言战略研究的起源与发展》,《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王晓梅 2016a 《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中的疑问成分“做么”》,《汉语学报》第2期。
王晓梅 2016b 《雪隆潮人聚落的家庭语言规划及潮州话语言活力研究》,《南洋学报》第70卷。
王晓梅 2016c 《一个家庭、两代人、三种语言:马来西亚槟城浮罗山背客家人的家庭语言规划》,城市语言调查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晓庄学院,2016年7月。
王晓梅、何元建 2016 《从语言接触看马来西亚华语疑问句尾的“的”字》,《中国语文》第5期。
王晓梅、邹嘉彦 2009 《 马来西亚柔佛州客家民系的语言转用》, 《中国社会语言学》 第1期。
吴英成 2003 《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
邢福义、汪国胜 2012 《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徐大明、王晓梅 2009 《全球华语社区说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徐 杰 2006 《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的性质、标准与意义》,首届新时期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浙江省语言学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绍兴。
徐威雄 2012 《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15期。
许云樵 1961 《南洋华语俚俗词典》,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周清海 2007  《全球化环境下的华语文与华语文教学》,新加坡:新加坡青年书局。
祝晓宏 2014 《海外华语语法研究:现状、问题及前瞻》,《集美大学学报》第1期。
Amos, H. William. 2016. Chinatown by Numbers: Defining an Ethnic Space by Empirical Linguistic Landscape. Linguistic Landscap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2), 127-156.
Curdt-Christiansen, Xiao Lan. 2009. Visible and In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 (4), 351-375.
Curdt-Christiansen, Xiao Lan. 2014.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s Learning Chinese at Odds with Learning English? In 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 and Andy Hancock (eds.).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Many Pathways to Being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Curdt-Christiansen, Xiao Lan. 2016. Conflicting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Contradictory Language Practices in Singaporean Bilingual Familie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7 (7), 694-709.
Curdt-Christiansen, Xiao Lan and Andy Hancock. 2014. Learning Chinese in Diasporic Communities: Many Pathways to Being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osh, Stenberg. 2016.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West Kalimantan Hakka. In Li Wei (ed.). Multilingu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New York: Routledge.
Li Wei (ed.). 2016. Multilingualism in the Chinese Diaspora Worldwide. New York: Routledge.
Liang Chua Morita. 2003. Language Shift in the Thai Chinese Community.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4 (6), 485-495.
Lou Jia Jackie. 2016.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Chinatown: A Sociolinguistic Ethnography.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Puah Yann Yann and Ting Su Hie. 2015. Malaysian Chinese Speakers’ Attitudes Towards Foochow, Hokkien and Mandar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6 (5), 451-467.
Ting Su Hie and Sussex Roland. 2002. Language Choice among the Foochows in Sarawak, Malaysia. Multilingua 21, 1-15.
Wang Xiaomei.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 Realignment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Malaysi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1 (5), 479-489.
Wang Xiaomei. (In press). Family Language Policy by Hakkas in Balik Pulau, Pena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Wang Xiaomei and Hans van de Velde. 2015.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Through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scriptualism: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Dutch and Belgian Chinatowns.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11 (2), 119-145.
Wang Xiaomei, Koh Yi Chern, Patricia N. Riget, and Supramani Shoniah. 2016. From Monolingualism to Multilingualism: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Kuala Lumpur Chinatown. In Li Wei (ed.). Multilingualism in Chinese Diaspora. New York: Routledge.
Xu Daming, Chew Cheng Hai, and Chen Songcen. 1998.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 in the Singapore Chinese Community. In Gopinathan Saravanan, Anne Pakir, Ho Wah Kam, and Vanithamani Saravanan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sues and Trend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