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引潮流　情同家人

——怀念我的导师Jan Blommaert教授

清华大学外文系　董洁

《语言战略研究》国际编委Jan Blommaert（1961.11.4～2021.1.7）

北京时间2021年1月7日晚间收到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李嵬老师的微信，告知Jan过世了。之后陆续有蒂尔堡大学的同事、同门传来同一讯息。虽然得知Jan患病已经有十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心底一直期待他会好起来，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认识Jan，并成为他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件神奇的事。当得知我对国内流动儿童研究感兴趣时，我的硕士导师、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IoE）的Catherine Walter博士说，有一位教授我一定要见一下。果然，和Jan第一次的交谈就使我受益匪浅，并且彻底改变了我的学术发展轨迹。那次会面中，Jan向我展示出做学术研究不仅很重要、很有意义，而且可以是一件有趣、很酷而且充满激情的事。至今我仍清楚记得Jan以“村子里的老大哥进城”为例，为当时对社会语言学一无所知的我解释语言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多年以后，每当我在社会语言学课堂上为学生们解释语言身份认同的构建时，都会用到这个例子，眼前也会浮现出那天我们交谈的场景。那是一个美丽的四月天。

“你的导师是一位难得的学术天才。”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这样对我说。Jan的确是一位学术天才。他拓展学术边界，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引领了社会语言学的潮流。他倡导的理论，如声音理论（voice），语言意识形态（ideology）,层级（scale），指向性（indexicality），超级多样性（superdiversity）,时空体（chronotopicity）,民族志语言景观（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ing），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多模态（multimodality），等等，都成为影响社会语言学发展方向的重要理论。他的思想广阔深邃，言辞犀利但恳切，反应极快且极富洞察力。我曾经亲眼目睹他在一天之内撰写完成一篇论文。他写作时的文思泉涌、一气呵成令我羡慕不已。

当然，追随一位天才导师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时常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体会“难以企及”这个词语的含义。但是Jan从来不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受。他常说“假以时日，你也可以做到”。他对学生的关心真诚且充满善意，一句“近来生活待你如何”（How is life treating you）足以令学生感动。一度我频繁往返于北京和蒂尔堡之间，疲惫且沮丧。为了帮助我振作起来，Jan（有时是我的联合导师Sjaak Kroon教授）会花几个小时从蒂尔堡赶到阿姆斯特丹机场接我，直到我重拾信心，走出情绪的低谷。有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他和夫人Pika Colpaert多次邀我到家里居住，并千方百计地打消我的顾虑，一再说并不会给他们添麻烦。导师一家给予我的关爱和友谊，令人永远难忘。

Jan对中国充满信心，也对中国社会语言研究充满好奇。他2007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并于2008年在高一虹老师主持的北大外国语学院语言学沙龙做报告。之后的四年间，他每年都来中国访问一到两次，为中国取得的成就由衷地赞叹，为在北京、西宁、杭州、丽江发现和收集的民族志语料而欣喜。后来他由于健康原因难以长途旅行，但是仍然招收和指导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学者，不断地为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助力。

我原计划2020年夏天赴欧洲看望Jan和他的家人，但因疫情阻隔而没能成行。这些天每每回首往事，便心痛不已；反复提笔，却不能成文。想起和Jan的最后通信竟然是讨论我们的合著Ethnographic Fieldwork的再版工作。没有来得及道别，是我的最大遗憾。感恩有幸得到这位睿智、有趣又充满魅力的学者的指导。
　　愿Jan Blommaert教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