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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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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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7卷 1期刊出日期：2022-01-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拼音担纲，助力中文走向世界
		史有为
		导读: 任何语言都有权利向世界传播，让世界了解自己，与自己交流、沟通。汉语/中文使用人数最多，但使用国家却很少。这是个尴尬的现实。国际中文教学中不断传来汉字教学艰难的消息。许多二语汉语学习者最终仍然不能完全掌握声调或语调，而他们却仍能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并未出现明显的交流阻碍。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毕业时还不会最低限度的汉字，仍使用拼音代替。同时，许多中国人都在使用无声调的拼音输入汉字，拼音串越长，转换汉字越准确。汉语拼音正辅助着汉字，已成为事实上的“准文字”“准中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任何语言都有权利向世界传播，让世界了解自己，与自己交流、沟通。汉语/中文使用人数最多，但使用国家却很少。这是个尴尬的现实。国际中文教学中不断传来汉字教学艰难的消息。许多二语汉语学习者最终仍然不能完全掌握声调或语调，而他们却仍能以汉语作为工作语言，并未出现明显的交流阻碍。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毕业时还不会最低限度的汉字，仍使用拼音代替。同时，许多中国人都在使用无声调的拼音输入汉字，拼音串越长，转换汉字越准确。汉语拼音正辅助着汉字，已成为事实上的“准文字”“准中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2022 Vol. 7 (1): 1-1 [摘要] ( 14 ) HTML (1 KB) PDF (0 KB) ( 110 )

	5	语言跨界谈　数学史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刘　钝，曲安京，邓明立，王　涛
		导读: 本文所论之大数名和小数名，指中文中对较大和较小数值单位的特定称谓，并不表示绝对的大小关系。如同其他早期文明一样，中国人对大数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甲骨文中最大的数词是“万”，虽然出现了“兆、京”等字，但不做数词。先秦文献中“亿”“兆”并见，但都表示“很多”而无固定的对应量级（后世儒生的注疏另作别论）。南北朝董泉所撰《三等数》，应是系统介绍大数记法的书，可惜早已亡佚。从唐代学官把它与北周甄鸾《数术记遗》并列为辅助读物来看，其内容恐与《数术记遗》有相似之处，而后书中介绍的三等数，正是万以上的大数记法，原文为：黄帝为法，数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三等者，谓上、中、下也。其下数者，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万万亿曰兆，万万兆曰京也。上数者，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亿亿曰兆，兆兆曰京也。从亿至载，终于大衍。下数浅短，计事则不尽。上数宏廓，世不可用。故其传业，惟以中数耳。
		中文中的大小数名 / 刘　钝学术语言与科普语言 / 曲安京数学的结构思想和结构主义语言学 / 邓明立，王　涛
		2022 Vol. 7 (1): 5-9 [摘要] ( 11 ) HTML (1 KB) PDF (0 KB) ( 133 )

	10	《现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理念与学术特色
		江蓝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1
		导读: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16年编纂的5卷本《现代汉语大词典》快要出版了。这部词典收词约15.6万条，字数约1200万，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词典性质和内容上都跟《现代汉语词典》有诸多不同，是一部原创性的大型语文词典。下面谨向学界同人概要介绍一下本词典在学术上的新思考、新作为。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在现代语言学理论、辞书编纂理论指导下，以丰富、扎实的文献和口语语料为基础，以《现代汉语词典》为参照而编纂的一部系统记录百年现代汉语词汇面貌的大型原创性语文词典。相较于《现代汉语词典》，提出了新的编纂理念：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学术特色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收词兼顾普方、雅俗、新旧，体现规范性，增强描写性、查考性和学术性，全面呈现百年汉语词汇面貌；（2）释义提供准确的概念义之外，还尽量提供附加义、搭配义和相关的语用信息和文化信息，以使释义更详确，内涵更丰富；（3）配例丰富多样；（4）收录清末民国旧词语。
		2022 Vol. 7 (1): 10-22 [摘要] ( 19 ) HTML (1 KB) PDF (0 KB) ( 143 )

	23	主持人语　乡村振兴：中国语言学需要直面的历史性课题
		付义荣
		导读: 作为一项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乡村振兴已有百年征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家乡河北定县搞的“翟城实验”，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实业家、知识分子挺身建设乡村，实验乡村复兴。不过，这种民间主导的乡村建设，多为发展实业与文化教育，语言学的参与往往限于识字与扫盲。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都规模有限，尤因缺少国家稳定有力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中国乡村的凋敝依旧日甚一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正式进入乡村建设的舞台。随着国家的进场，一切可资使用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乡村建设开始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语言学的积极参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在农村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普通话推广、以识字为基础的扫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或改进已有文字等。这一系列工作的主线就是“语言扶贫”，其目的是要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作为一项乡村建设运动，中国的乡村振兴已有百年征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刚父子在家乡河北定县搞的“翟城实验”，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实业家、知识分子挺身建设乡村，实验乡村复兴。不过，这种民间主导的乡村建设，多为发展实业与文化教育，语言学的参与往往限于识字与扫盲。最重要的是，这些运动都规模有限，尤因缺少国家稳定有力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中国乡村的凋敝依旧日甚一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正式进入乡村建设的舞台。随着国家的进场，一切可资使用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乡村建设开始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语言学的积极参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在农村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普通话推广、以识字为基础的扫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或改进已有文字等。这一系列工作的主线就是“语言扶贫”，其目的是要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2022 Vol. 7 (1): 23-24 [摘要] ( 24 ) HTML (1 KB) PDF (0 KB) ( 128 )

	25	语言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银　晴，田　静，苏新春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2
		导读: 2020年，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脱贫攻坚阶段，语言曾以“推普脱贫”“语言扶贫”等形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振兴规划》）设定的远景规划，“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覆盖区域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目标维度更全，它不再只是从经济层面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是一次针对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承载着人类活动及思维的诸多信息，是人类社会传授知识、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乡村振兴阶段，语言依然能够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下面从语言作为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3种维度，来探讨语言将何以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覆盖区域更广、时间跨度更长、目标维度更全，涉及地域、人群和问题更为多样，对语言种类、语言水平、语言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言是人类社会传授知识、传播信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不同语言可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不同领域和层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语言作为知识载体、信息载体、文化载体的功能，可以通过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外语和跨境语言教育、通用手语和盲文教育，提升乡村语言治理水平，拓宽语言服务范围，调查和开发乡村语言文化资源等方式，助力乡村实现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和生态振兴。
		2022 Vol. 7 (1): 25-35 [摘要] ( 23 ) HTML (1 KB) PDF (0 KB) ( 139 )

	36	乡村振兴视域下理塘县中扎村的语言生活
		赵春燕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3
		导读: 理塘县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南部。平均海拔4014米，面积14 352平方公里。全县有22个乡（镇），中扎村为拉波镇下辖8个行政村之一，是拉波镇人民政府驻地。拉波镇派出所、卫生院、林业工作站、小学、幼儿园都设置于此。村里有一座寺庙，一家邮政所，一个村民活动中心广场，两家超市，三家饭馆，一家茶楼。全村共有62户人家，常住人口200余人。除个别汉族外，基本上都是藏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文盲率较高。中扎村藏传佛教信仰深厚，几乎每家都有一位成员出家，僧人备受尊敬，村里经常举办各种宗教活动。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种植业、畜牧业、采集业（冬虫夏草、松茸、黄芪等野生植物）和外出经商打工。20世纪80年代后，一批中扎村民远赴海外发展。多年打拼之后，他们近年来又陆续返乡创业，带动了当地的乡村建设。2018年中扎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单，2021年被列入四川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名单。
		乡村振兴与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学界当务之急应是了解现状、梳理事实，而非急于给出结论。中扎村的语言，按照使用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藏语、汉语和英语。藏语的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受方言、宗教因素影响呈现出多种变体。汉语有普通话和方言变体，英语的使用相对简单。村民对语言使用、语言学习两个话题的讨论，隐含着他们的语言态度：前者涉及藏传佛教通用语、藏语方言和普通话，后者涉及汉语、藏语和英语。村民还面临各种语言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语言民生、乡村产业语言和乡村语言教育3个方面。其中，由语言不通引起的出行难、看病难和维权难让村民最为忧心，反映了他们最实际、最迫切的语言文字需求。中扎村属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的攻坚区，根据布尔迪厄的社会理论，可以从两方面做进一步思考：（1）社会是一个语言市场；（2）信息就是力量。从语言规划角度，建议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力度，扫除村民的语言文字障碍。具体来说，一是培养村民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满足日常生活的语言需求。二是培养村民的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能力，优先解决村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语言民生需求。三是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对乡村中的经济或文化精英人物精准培养，充分发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的引领示范作用。
		2022 Vol. 7 (1): 36-47 [摘要] ( 14 ) HTML (1 KB) PDF (0 KB) ( 111 )

	48	普通话能力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康慧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4
		导读: 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阶段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显得尤为重要。202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乡村振兴战略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古以来，幸福就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最高追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就需要切实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幸福感，其重要路径在于破除城乡之间的隔阂、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而去除农村“封闭、落后”的标签，帮助农民获得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权，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将城乡融合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帮助农民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对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
		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有关主观幸福感的数据，建立序次Logit模型和KHB模型，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农民提高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信息技能是重要的中介机制，在控制住以上中介效应后，普通话的直接作用仍然显著。分地区而言，普通话能力的作用在江浙沪闽粤地区更加明显，且在这一地区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为经济资本。推广普通话，能够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得农民获得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从而有效促进城乡融合，提高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推动乡村振兴事业的不断发展。
		2022 Vol. 7 (1): 48-60 [摘要] ( 13 ) HTML (1 KB) PDF (0 KB) ( 155 )

	61	梅县农村客家话词汇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邱春安，严修鸿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5
		导读: 千百年来，农村是汉语方言赖以生存的主要土壤。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汉语方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有的甚至达到了濒危乃至消亡的地步。本文课题组自2016年开始着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项目调查，特别关注农村方言的保护和传承现状。此前，学者对汉语方言使用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方言，如对吴方言（俞玮奇2014）、粤方言（徐晖明，周喆2016）、闽南话（朱媞媞，苏金智2016）等的研究，调查内容一般都包括母语习得和能力、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方面，但较少涉及词汇。有一些调查是针对城市方言词汇变化的，如苏晓青等（2004）调查了徐州方言词汇的新派和老派差异，苏金智（2015）调查了闽南话中小学生的词汇使用能力，陈凡凡（2017）考察了粤东闽语区青少年的词汇掌握情况；另外，吕良弼（2009）对石狮市区中小学生的调查不仅包括不同领域的语言选择，也有词汇的使用。这些对词汇使用的调查都发现了青少年词汇使用能力的退化现象。有几项是专门针对农村地区的词汇调查研究。付义荣（2008）研究了安徽无为傅村父亲称谓的变化历程，发现傅村父亲称谓变化的社会动因在于傅村日益活跃的社会流动。陈琦敏（2009）讨论了莆田母亲称谓发展变化的语言内因和文化外因。蒙凤金和唐红梅（2010）调查了南宁市城中村万秀村词汇使用的代际差异，发现万秀平话正面临普通话等强势语言的严峻挑战：老年一代还勉强能守住平话这块园地；到了中年一代，已开始出现变化的端倪；青年一代则表现出全线退守的局面，大量使用普通话词语。付义荣（2020）深入调查闽南农村的词汇变化，发现变化中的词汇既有核心特征词，也有一般词汇和许多亲属称谓。闽南话词汇突出的变化特征表现为老龄化、正在消失、普通话化。
		对梅县农村地区客家话词汇的使用现状的调查发现，当地人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年龄越大，使用能力越强；年龄越小，使用能力越弱。跟40岁以上人群相比，梅县青少年学生的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退化。县城和乡村人群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存在差异，乡村人群的使用能力比县城人群的强。普通话水平和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40岁既是词汇掌握程度的分界线，也是普通话水平的分界线，这跟40岁以上人群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历和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在校园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思考客家方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建议：（1）将方言文化保护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有效融合，形成方言文化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2）充分利用新媒体，吸引青少年受众。
		2022 Vol. 7 (1): 61-74 [摘要] ( 31 ) HTML (1 KB) PDF (0 KB) ( 139 )

	75	豫东南耕地名称价值与规划研究
		郑亚豪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6
		导读: 耕地是乡村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传统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生产资料。豫东南地区地处平坦开阔的华北平原，各种自然条件适宜农业发展，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区域内的小农经济模式决定了以村为单位的土地面积小型化特点（彭兆荣2021），一块块四至分明的耕地环绕村落分布。乡村农业生产生活中，为了便于指称、辨识不同的农田地块，当地农民往往会自发地根据不同理据对耕地进行命名，具体名称如“东地、南小洼、塔碑楼子、大碱地、翻嘞地、蛇腰地、九亩地、庄户地、落生茬”等，这些名称通过村民草根式社会规约模式（刘晓波2019：76）约定俗成产生，在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的口头交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北方传统农耕区的格局与风貌在语言符号层面的展现。耕地名称中保存有当地特有的农业知识和经验，承载着乡村社群的集体历史文化记忆，反映了该地区人与耕地、耕地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视为区域特有的农业词汇和乡村农业语言资源。陈章太（2008）认为语言承载着丰富、厚重的社会文化信息,为社会所利用,能够产生多种效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李宇明（2008）认为把语言看作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便于着力保护和开发利用这种资源。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又相继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随着乡村振兴规划的实施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耕文明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乡村正在加速变化或消亡，农业文明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在迅速变化（李宇明2016），现有耕地名称也可能随着传统农耕文明的消亡而变化、消失，因此对耕地名称的收集、保护和研究显得更加迫切和必要。
		传统农耕社会中用于指称不同农田地块的耕地名称，表现出独特的农耕文化特质，是一种有待盘活的乡村农业语言资源。地处豫东南的周口市淮阳区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区，收集其耕地名称并加以整理分析后发现，耕地名称主要通过与耕地相关的理性信息命名，理据主要分为方所理据和耕地自身属性理据两大类，因此耕地名称中保留着丰富的乡村历史文化、农业知识及耕作经验等信息。从培育文明乡风、重塑乡村文化生态的角度，建议在符合农业领域语言生活实际的情况下，对耕地名称进行趋雅避俗的更改和记录，并设立耕地语言景观，保护和传承这类农业地名词汇。耕地名称不仅保存着传统农业经验，承载着乡村历史记忆，而且寄托着乡愁乡情，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注意它们的价值和作用。
		2022 Vol. 7 (1): 75-83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46 )

	84	“语言与乡村振兴”多人谈
		张卫国，孙　凤，达瓦卓玛，杨一枫，王大柱，朝日祥之
		导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语言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但由于语言自身所具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属性，乡村的“五个振兴”——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都离不开语言助力。
		乡村振兴离不开语言助力 / 张卫国发挥语言在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作用 / 孙　凤深挖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助推乡村语言产业振兴 / 达瓦卓玛普通话助力“普通话之乡”脱贫 / 杨一枫普通话助推市场拓展，老家话维系村民乡愁 / 王大柱
		2022 Vol. 7 (1): 84-88 [摘要] ( 14 ) HTML (1 KB) PDF (0 KB) ( 125 )

	89	谈谈我的社会语言学治学之路
		陈章太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107
		导读: 我做了一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但是做得并不是很好。今天我想敞开心扉具体谈谈我的学术生涯和一些想法与体会，像这样比较详细具体地讲还是第一次。虽然过去报纸、杂志上或某些专书对我也有所介绍，但是我还没有接受过这样一种座谈式的访谈。
		2004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主任苏金智邀请陈章太先生在所会议室做学术讲座，现身说法介绍治学经验。参加讲座的有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研究人员、语用所年轻研究人员、北京广播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等。讲座结束后，陈先生还回答了大家关注的问题。讲座内容文本由苏金智的硕士研究生吴军会后整理，并经陈章太先生审订。　　陈章太先生于2021年10月17日辞世。我刊特发此文，依依追怀。哲人其萎，风范永存！
		2022 Vol. 7 (1): 89-96 [摘要] ( 19 ) HTML (1 KB) PDF (0 KB) (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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