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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我国方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述古人:“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輏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西汉扬雄《答刘歆书》记述自己:“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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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方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和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序》记述古人:“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輏轩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西汉扬雄《答刘歆书》记述自己:“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
标志着我国现代方言学肇始的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是赵先生与其助教杨时逢于1927年10月到12月对吴语33个调查点调查的材料总结。此后,大型的调查还有《湖北方言调查变调报告》(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丁声树、杨时逢、董同龢、周法高、刘念和)等等。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世纪50~60年代,全国进行了近2000点的方言普查。这些调查是贯彻国家语言政策的重要措施,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而进行的。本世纪以来,为达到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目的,史无前例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收集记录口头语言文化实态,建立了大规模的可持续增长的资料库。
以上可见:从秦汉时期的古典方言学到现当代方言学,都是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
1982年9月29日,李荣先生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吴语研究首次学术会议上做了题为《方言研究的若干问题》的学术报告(见《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见《方言存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其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语言,研究方言,都需要采集资料。……调查方言就是搜集资料,这是研究方言的基本功。不会调查,怎么说得上研究。你不调查,就不会鉴别、使用别人的调查成果。”
方言学是一门极为严密的学科,汉语方言现象十分丰富复杂,往往为人们始料所不及。目前开展的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要求每一个点都须分别记录老男、老女、青男、青女的音系及某些语料,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方言不断演变发展,存在着新派和老派的不同,而且男女的语言习惯也常有不同,例如北京有“女国音”。当然,也可以在异地找发音人,例如在北京找苏州人调查苏州话,但在有限的发音人中没有条件全面了解新老、男女的不同,而且有的发音人往往有个人习惯,其某些字音与当地普遍读音不相符,不在当地,不找其他当地人核实,也就没法鉴别。在记录单字音时,有人在了解一个点的音系规律之后就用这个规律推测记音,这很危险,因为虽然每一个方言都在按自身的规律发展,但是规律之外也有例外,一般之外还有个别,遇到例外的情况,如果还按规则记录,那就肯定会出错。所以,研究方言必须依赖全面客观的实地调查,探寻语言事实,这样下结论才能言之有据。
理论来源于实践,方言学的理论,只有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也只有客观存在的方言事实,才是检验方言研究真理的标准。不进行实地调查,方言学研究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流不远,难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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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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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Zengyi.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Life Source in Dialectology. , 2019, 4(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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