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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订购：全国各地邮购
邮发代号：82-104
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24年 9卷 6期
刊出日期：2024-11-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诗经》语言研究小议
向　熹
导读: 《诗经》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毋庸多言。《诗经》研究的基础是语言，几千年来《诗经》语言研究成就巨大，但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2024 Vol. 9 (6): 1-1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4 )
5 “辛顿·乔姆斯基·语言学发展”多人谈
冯志伟，陈国华，李宇明，陈保亚，袁毓林，孙茂松，徐　杰，司富珍，詹卫东，完　权，王　伟，刘　畅
导读: ［编者按］2024年4月8日，有“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 E. Hinton）在都柏林大学接受尤利西斯奖章的获奖感言里，对乔姆斯基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语言学家被一个名叫乔姆斯基的人误导了好几代……他有一个偏执古怪的理论，即语言不是学会的。他成功地说服很多人相信这一点。但这一看就知道纯粹是胡言乱语。语言显然是学会的。大型神经网络学习语言，不需要任何先天结构，只是从随机权重和大量数据开始。乔姆斯基却仍然在说，但这并非真正的语言，这不算数，这是不对的。许多统计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也说，永远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大网络里学习语言。乔姆斯基从来没有提出任何一种有关语义的理论。他的理论全是关于句法的。”这篇发言引起了中国语言学界的关注，陈国华教授把它译为中文，以《杰弗里·辛顿接受尤利西斯奖章时发表的获奖感言》为题，发表在《当代语言学》2024年第4期上。10月8日，霍普菲尔德（John J. Hopfield）和辛顿以“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实现机器学习的基础性发现和发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关于大语言模型和语言学发展、辛顿和乔姆斯基的话题再度爆火。
一位人工智能大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批评了一位美国的著名语言学家，却引发了中国语言学者的热烈讨论，反思中国语言学的问题。这形成了一个奇妙的蝴蝶效应。我刊随即与《当代语言学》编辑部筹划，联合举办“大语言模型与语言学发展座谈会”。10月17日，座谈会在商务印书馆召开，线上线下学者各陈己见。我刊特就此设多人谈栏目与学界共享。

数字智能和人类智能学习语言的方式不能等同 / 冯志伟
辛顿批评乔姆斯基的是与非 /  陈国华
辛顿获得诺奖引发的思考 / 李宇明
亲知是人脑语言学习的起点 / 陈保亚
这是语言统计技术的胜利，也是语言天生理论的失败 / 袁毓林
学术的激烈交锋会促进科技的深入发展 / 孙茂松
人工智能给语言学研究带来重大挑战和机遇 / 徐　杰
辛顿对乔姆斯基语言理论批评的三个错误 / 司富珍
语言学研究融入AI的三种方式 / 詹卫东
辛顿没能跳出“中文屋” / 完　权
辛顿与乔姆斯基之争中的三个事实 / 王　伟
人、人脑与人工智能 / 刘　畅
2024 Vol. 9 (6): 5-17 [摘要] ( 2 ) HTML (1 KB)  PDF  (0 KB)  ( 5 )
18 语言跨界谈　基层社会治理的语言问题
贺聪志，宋　彪，赵秋雁
导读: ［编者按］语言使用于社会中，无所谓“私人语言”。语言和社会的结合依托于具体的场域，在语音、词汇、句法甚至语码等方面都表现出语域差异。就性质而言，这种差异是地方性或时代性的。语域差异显示的问题是，指称的对象、谈论的话题可能相同，但表达的观念不同，经验也不同，而这些“不同”又包裹在交流的语言之中。本专题聚焦到基层社会的语言问题，就是走进乡村或社区，掌握“乡语表达”，过对方的“语言关”，了解对方的观念和经验，以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效果。这体现了将语言学外溢到社会政策、农村社会学、民族志等学科的跨学科特征；同时，3位作者的经验和思考，又为揭示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等领域的新规律提供了借鉴。（北京语言大学　卢德平）
乡村社会调查中的语言关 / 贺聪志
乡村政策的乡语表达 / 宋　彪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由“管”到“治”的飞跃 / 赵秋雁
2024 Vol. 9 (6): 18-23 [摘要] ( 2 ) HTML (1 KB)  PDF  (0 KB)  ( 4 )
24 从统计数据看中国农村语言生活的发展
付义荣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1
导读: 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其约5000年的文明历程中，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聚族而居、务农为业，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这一传统社会形态才开始发生质的转变。在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里，以城镇化、工业化为主要特点的社会变迁已经并且仍在深刻而显著地改变着中国的农村。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农村人口的数量与结构上，也体现在农村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上。陈原（1988：127）说过：“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和激变时，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同时作为交际工具——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发生变化。”中国农村社会的诸多变化也一定会在其语言生活中有所体现，诸多关于中国农村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都证实了这一点。付义荣（2021）曾对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语言学调查与研究进行过一番梳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前的农村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既涉及不同语言系统内部在语音、词汇或语法上的变异与变化，也涉及不同言语社区、群体在语言使用上的变化。但迄今为止，这些研究所能提供的往往只是中国农村某个（些）特定社区、特定群体的数据，也就是说，每一项研究所能反映的都只是中国农村的局部情况。那么，中国农村整体上的社会形势如何，该形势对于中国农村的语言生活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在面对各类农村局部研究时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是面向全国农村进行一次社会语言生活大普查，但这极其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即便可行，也只能了解中国农村一时的社会形势和语言生活。若要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态势及其对语言生活的影响，我们只能另辟蹊径。
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全国性、连续性调查数据，结合现有的关于农村社会语言的局部研究，可以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形势和语言生活进行全面的研判。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人口方面，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低于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数量仍在减少，且地区不平衡；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产值与农业人员比重均已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化，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升级或新型农业的兴起；在农村社区方面，由于人口向城镇集中，社区重组频发，村、乡的数量急剧减少，镇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村社区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态向政府规划的社区形态转变。这一现代转型深刻影响着农村语言生活。一些原有的语言现象正在消失，如各地的传统农业词汇正被人们遗忘，某些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正陷入濒危，亟待抢救；一些新的语言现象正在发生，如少数民族社区的双语化倾向，汉语方言的自创性演变正在减弱，亟待关注；一些语言问题即将出现，如新生代农民语言能力的提升，乡镇重组对当地语言治理、语言服务提出的新要求，亟待规划。深入研究中国农村急遽变化的语言生活，不仅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之所需，也是助力中国乡村振兴之所需。
2024 Vol. 9 (6): 24-35 [摘要] ( 3 ) HTML (1 KB)  PDF  (0 KB)  ( 5 )
36 民间谱志修编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竹里村个案
周洪波，赵春燕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2
导读: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文化建设，把乡村文化振兴视为乡村振兴的先行和支撑，多次强调乡村文化建设要与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族谱村志记录着厚重的村庄历史，传承着悠久的乡土文化，是故土情怀的重要载体，也是珍贵的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先后出台多项规划，逐步加大对民间谱志修编事业的指导和推进力度。2015年，《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正式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列为主要任务之一。2017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鼓励乡村史志修编”。2022年，《“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要求“加强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支持建设村史馆，修编村史、村志”。
族谱村志修编与语言文字工作密切相关，是一项颇具前景的乡村语言产业。本研究将族谱村志修编视为一项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以安徽省绩溪县竹里村族谱村志修编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其中、开展实践、产生效果。文章把竹里族谱村志修编过程划分为主体确认、实践和延展3个部分，依次从精英与群众、封闭与开放、文献与口述、群体与自我、血缘与地缘、无违与变动、纸媒与新媒、分迁与认同8个维度考察和梳理，这8组概念对应指涉上下、内外、书人、公私、亲疏、名实、新旧、分合8组力量关系。研究发现，谱志的修编，就是这些社会力量相互制衡、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而谱志修编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故而从语言政策与规划角度提出3点建议：（1）立足新时代，吸收群众积极参与，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古今并重，尤其要记录新时代进程，做大众自己的历史；（3）善用新形式，展示自然风景、民风民俗和特色美食，扩大文旅品牌知名度。
2024 Vol. 9 (6): 36-47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4 )
48 宜兴水北村语言实践与社会资本构建
殷志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3
导读: 社会变迁产生人口流动，不同地区的人口流动具有不同的模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外出”“进来”和“留守”并存的特征，苏南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多言社区。多言社区背景下，乡村社会主体间存在不同的共享语言水平，影响着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而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大大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近年来，语言助推乡村振兴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语言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创新、生态环境改善、优秀文化传承、组织治理完善和农民人力资本提升等具体路径和方法方面已有不少成果（李现乐，等2020；赵春燕2022，2023；杜敏，姚欣2022；银晴，等2023；周洪波2024），但从社会资本构建角度研究语言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有鉴于此，我们采用民族志方法，对处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宜兴市水北村进行调查，对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村民语言生活进行“深描”（陈向明2000：8），由此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民语言实践及其对乡村社会资本构建的影响。
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支持，而社会资本的构建离不开语言。对江苏省宜兴市水北村村民、村委会干部、村企负责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访谈调查，从“外出”“进来”和“留守”3个视角考察其语言实践，发现不同语言实践使水北村成为一个多言社区，不同主体间共享语言水平的差异对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外出村企人员与客户之间、外来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之间较好的共享语言水平帮助他们与业务伙伴、工作对象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祖孙间共享语言的缺乏影响儿童的社会化和社会规范培养，外来调查员与村民间共享语言的缺乏造成文明规范宣传的失效；与村民缺乏共享语言，导致来村务工人员不能与村民建立密切社会网络。而信任、规范与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主要元素和表现形式，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未来乡村振兴实践中要关注语言规划，在进一步提升村民普通话能力的同时，注重提高村民的语言技术产品应用能力，重视农村儿童和来村务工人员方言能力的学习、培养和提升。
2024 Vol. 9 (6): 48-59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3 )
60 华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祝晓宏，喻　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4
导读: 40年前，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1984）曾预言：“这十种变化中没有一种变化能与第一种变化——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更为微妙，也更具有爆炸性。”如今，他所预言的这种变化已经演变成一波又一波的信息化浪潮，席卷世界各行各业。按照行业专家的估算，信息技术领域每隔15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变革。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第三次信息化浪潮，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最为强劲的驱动力（林子雨2021）。在教育领域，2018年教育部出台《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数字教育、“互联网+教育”建设在列；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大力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面对汹涌而来的教育信息化、数字化大潮，中国语言规划、国际中文教育已经迅速行动起来，推出了各种方案和具体举措，华文教育也应时而动。
信息化建设是华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华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绩有4点：（1）华文教育数字资源量大类多，多方参与供给；（2）互联网华文教学活跃，活动项目丰富；（3）华文教育机构入网率高，管理信息化基本实现；（4）信息化机制保障有力，主体作用突出。还存在3个问题：（1）数字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不足；（2）技术资源与教育实践融合不够深入；（3）政策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华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6个方面：（1）推进华文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加强华文教育数字资源开发；（3）搭建华文教育数字资源平台；（4）深入开展智慧华文教育；（5）培育华文教育信息化队伍；（6）优化华文教育数字服务平台。在现有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可以以2项工作重点为突破路径：（1）建设“全球华文教育智慧服务综合平台”；（2）提升华文教师数字素养。
2024 Vol. 9 (6): 60-71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5 )
72 影响日本华裔学生祖语水平的非教学因素
韦九报，王文豪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5
导读: 华裔学生是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一大群体，约占到全球中文学习者的七成（郭熙2015）。当前，学界已经广泛注意到华裔学生的特殊性和对其开展研究的价值（郭熙2015，2023；王辉，冯伟娟2021；郭晶，吴应辉2021；王春辉2023），将华裔学生纳入研究范畴有助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对海外华裔学生而言，中文是他们的“祖语”。“祖语”译自英语heritage language，在字面上有“祖传语言”之义，主要指社会主体语言之外作为语言文化传承的祖辈语言（郭熙2017）。在国际学界，祖语研究已经成为“继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之后的一个独立的新兴研究领域”（Kagan & Dillon 2008）。“中文作为祖语”的教学可能成为“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之后的新兴研究领域（曹贤文2017），学术空间广阔。
海外华裔学生祖语（中文）学习的研究与中文作为二语学习的研究相比，一个重大差异是：除了教学因素，还要重视非教学因素的影响。对日本某华校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11～15岁）学生的调查分析，和对华文教师、华校管理者以及家长的访谈，证实了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三大方面存在着显著影响其祖语水平的8个非教学因素，分别是家庭祖语环境、性别、中国生活经历、华裔血缘、第一语言、国籍、出生地和在日世代，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以解释其近四成的祖语水平差异。这一发现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国际中文教育：着眼于“国际”，则中国国内只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场所之一，中文作为祖语的教学应当与中文作为二语的教学一道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两大重点；着眼于“教育”，则包含语言学习、课堂教学、学习动机、个体背景、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在内的一切因素，这些应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全领域”。
2024 Vol. 9 (6): 72-84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4 )
85 印尼三语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王　琳，陈　涛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606
导读: 国际中文教育是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郭熙，林瑀欢2021）。华文学校是海外华文教育的主要形式，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华校开始了本土化转型，许多国家的华校转型为开设3种语言课程的“三语学校”。经历了32年华文教育禁绝期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自2000年以来，复办或新办的华校，基本以三语学校（印尼语+英语+华语）形式出现。
近年来，教授印尼语、华语、英语3种语言的“三语学校”成为印度尼西亚传播华语与中华文化的新阵地，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过程中，表现出依赖外界、缺乏整体观与内生力的倾向。对20名三语学校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NVivo 12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影响三语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归纳为人类系统的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和非人类系统的物质因素、意识因素。受访者多重视人类行动者，对非人类因素更强调物质因素；对于核心行动者的认定则意见不一，但无疑应确定为校长及学校管理者（华文部主任）。三语学校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异质行动者间需求、视角差异大，使发展网络处于离散状态；依赖外部条件扶持、缺乏内驱力，使发展网络处于低效状态；各行动者缺乏深度合作，使发展网络处于封闭状态。为实现印尼三语学校内源性发展的路径转型，建议：强化网络“节点”，提升发展支撑力；重塑网络功能，从横向功能整合、纵向层级整合等维度增强转型发展的内驱力及效力；发展网络关系，通过跨界深度整合，建构多元协同创新机制。
2024 Vol. 9 (6): 85-96 [摘要] ( 1 ) HTML (1 KB)  PDF  (0 KB)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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