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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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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发代号:82-104
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19年 4卷 2期
刊出日期:2019-03-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汉语规范中的弹性原则
董 琨
汉语规范中的弹性原则
董 琨
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语言文字规范,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历来都是政府行为,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范政策、法规条例,可谓“史不绝书”。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各个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相关政策、法规络绎不绝。其最重要者,乃有新世纪伊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随即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种重视的程度与力度,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当属罕有。
不过无论如何,语言文字的法令、法规,较之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起码有两点大的不同:其一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同,这是因为总体而言,语言文字的违法违规不像其他方面的违法违规可以伴随种种“不当得利”,带来侵犯人身权益的恶劣后果;其二是有关语言文字规范的政策、法规,一般都贯彻一定程度的弹性原则,不像其他法令法规的条文那么“斩钉截铁”,基本杜绝变通的余地。
所谓“弹性”,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是“比喻事物依实际需要可加以调整、变通的性质”,应该说是很符合本文的意旨所在,不过这里的含义还要更宽泛一些,大致上凡是规范文件有说明“特殊情况”“但书”或条文本身内容留有余地的,都可以理解为“弹性”。
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标本自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专门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制定的法律,不乏使用了“提倡”(第十三条“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基本的”(第十二、十三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第十条)这样的词语,是一般法律条文所不见或罕见的,应该说都体现了一种弹性。
尤其是第十六条(关于方言)特别注明“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第十七条(关于用字)特别注明“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这些“但书”更是体现了语言文字规范中的弹性原则。
此外,在第三章“管理和监督”中,对“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的现象,“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责任人员只是“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才“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最严重的,不过“予以警告”。这种惩戒方式和力度,应该说都是很轻微的,同时也都不是一般法律、法规所能拥有的,这只能说明这部法律在使用中是贯彻了弹性原则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以说是语言文字的总规范,其弹性原则的表现已如上述,而关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的具体规范及其实际运用中,也同样贯彻了弹性原则的精神,如《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等。
语言文字规范贯彻弹性原则的必要性,起码有下列三条:一是语言文字现象是复杂的,在大量的一般情况之外,往往存在少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有所照顾;二是社会的语言生活是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所以规范本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三是语言文字的规范,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由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这就难免存在不同意见,而且也许一时难以裁断,所以也需要留有若干弹性的空间。
了解语言文字规范法律、法规中的弹性原则,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更自觉地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弹性”不是“随性”,不是对规范的随意修改和退缩,规范的主体原则及其“刚性”还是应该坚持的,这也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
2019 Vol. 4 (2): 1-1 [摘要] ( 54 ) HTML (1 KB)  PDF  (0 KB)  ( 260 )
5 两会代表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俞敏洪,海 霞,蒋昌忠,马萧林,于殿利
保障贫困地区儿童课外阅读,消除城乡阅读鸿沟/俞敏洪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助力精准扶贫,促进民族团结/海 霞
深入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法治建设/蒋昌忠
进一步加强对甲骨文的宣传推广/马萧林
将辞书编纂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于殿利
2019 Vol. 4 (2): 5-10 [摘要] ( 65 ) HTML (1 KB)  PDF  (0 KB)  ( 235 )
12 方言代际传承中的父母媒介转译行为
汪卫红,张晓兰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1
导读: 近年来,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方言的使用人数、使用环境和使用范围正在逐渐萎缩,方言日益边缘化(曹志耘2017;李如龙2017)。普通话推广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李宇明2010)。普通话的效能体现在全社会的公共平台上,而方言的效能体现在地域的局部空间里(包括私人生活空间),这样,普通话的通用性、权威性、严肃性、标准性和方言的地域性、亲和性、活泼性、独特性都能够得到合理的彰显(陆锦平2006)。郭龙生强调,推广普通话,无论是对于方言地区而言,还是对于民族语地区而言,都是在其基础上增加说普通话这样一种能力。这不是一个替代过程,而是一种赋值过程(郭龙生2014)。然而,现实语言生活调查却发现明显的方言消退迹象(汪平2003;俞玮奇,杨璟琰2016;李家琦,郭文娟,王东海2018)。我们针对武汉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研究也发现,尽管祖辈和父辈都能熟练使用家乡方言,但子女中传承方言的比例并不大(汪卫红,张晓兰2017)。语言的代际传承是语言得以保持和发展的关键(曹志耘2017)。为何方言没能实现代际传承,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本研究着重探讨父母在方言代际传承中的角色。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了13组城市家庭在吃饭、辅导作业和陪小孩玩耍等日常生活中的家庭语言交流语料。对比分析这些语料,我们发现没有实现方言代际传承家庭的父母在家庭语言规划时,存在一种值得重视的媒介转译现象。这里媒介转译是指作为中间层的父母在跟上一辈的祖父母和下一辈的孩子交流时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语言媒介转换行为,即把方言转译成普通话,或把普通话转译成方言。尽管祖父母在孙辈的抚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孙辈也从小就生活在方言环境中,但很多孩子不会说方言,这跟父辈在祖辈和孙辈交流中的媒介转译行为有很大关系。这种媒介转译行为在小孩从方言向普通话的转移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语言的代际转换也在这种日常家庭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完成。
2019 Vol. 4 (2): 12-22 [摘要] ( 61 ) HTML (1 KB)  PDF  (0 KB)  ( 318 )
23 广州客家家庭方言代际传承研究
邹春燕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2
导读: 客家是一个迁徙的民系,客家人散落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存、繁衍生息。历经多代数次不同的地域迁徙,客家人仍能“守其语言不变”(温昌衍2006),传承下来的客家话成为中国语言的“活化石”,在语言发展史上留下一段佳话。目前,客家是广东境内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之一,客家方言也是广东三大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之一。据《广东统计年鉴2010》,广东讲客家方言的人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粤西、粤中的纯客县或纯客镇(一个县或镇,如果95%以上的人讲客家方言,这个县或镇则被认为是纯客县或纯客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变迁对语言使用有着巨大的影响。近50年来,广东地区的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陆镜光,张振江2003),普通话历经曲折后开始普及,粤方言的分布和使用强势扩张,而闽方言、客家方言则相对萎缩。为探索客家方言能否在家庭代际之间获得传承,本文调查、研究广州3个客家家庭祖孙3代语言的使用,运用家庭语言规划理论,探索客家方言的代际传承与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理论,从代际语言传承与变迁的角度,观察广州3个客家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分析客家方言在祖辈、父辈和孙辈之间发生的传承和变迁,以及影响这些语言实践的因素。作者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家庭拜访与观察、家庭对话录音和视频等方式收集数据,利用NLPIR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语义分析,探索客家家庭语言实践背后的因素。研究发现:普通话和客家方言并用是这3个家庭共同的特点;客家方言的主要传承依靠祖辈,祖辈是否坚持和孙辈讲方言决定了客家方言在家庭里传承的力度。此外,影响客家方言传承的因素颇多,其中包括祖辈、父辈对方言价值认识不足,对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血缘而非语言,还有跨民系的婚姻,父母对孩子的国际化期盼,等等。客家方言正面临着一场博弈:一方面,它在家庭中的语言交流功能退缩,影响到它的传承;另一方面,祖辈们仍然坚持与孙辈用客家方言进行交流,并通过带孙辈“回老家生活一段时间”,来强化方言的使用,让方言的传承得以延续。
2019 Vol. 4 (2): 23-30 [摘要] ( 63 ) HTML (1 KB)  PDF  (0 KB)  ( 237 )
31 锡伯族家庭语言态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尹小荣,李国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3
导读: 语言态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而且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描写方式,80多年来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各学科都展开了相关的研究(Albarracin et al. 2005:6)。尽管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了定义,但大家都一致认为语言态度具有多维的特征。例如:有学者(Liang 2015:38)认为语言态度具有工具性和融合性,具有精神建构性和话语实践性等;也有学者(Bradac &
Mulac 1984)认为语言态度包括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的吸引力、社会优越性和发展动力的认识和评价。个人对不同语言吸引力的看法,可以反映出该语言的审美性、情感性和认知性特征。多语者对不同语言的社会优越性所做出的评价,可以折射出该语言在整个社会环境中所享有的权利和声望。而且,在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的竞争中,社区成员是否认可其语言的发展力,运用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双语和双文,也是该社区弱势语言能否长期保持活力,并维持和谐双语或“双言”社会的重要因素(Fishman 1967)。因此,这些对语言或变体不同角度的观念和评价,支配着人们使用和习得语言的实践。从语言生态的角度看,要了解一种语言资源在发展过程中能否保持生机和活力,必须首先了解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反映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的吸引力、社会优越性和发展动力的认识和评价,这些观念和评价支配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和习得的实践。而对非主流语言的使用群体来说,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态度对孩子的语言态度和实践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关系到语言的保持。本文以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为调查对象,对148个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力图了解两代人对锡伯语的语言态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调查发现,两代人的语言态度从对语言本身的态度、语言社会优越性的评价到语言发展动力的评价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两代人对锡伯语的态度在不同层次上有显著的差异。研究发现,坚持广义的语言观和创新的话语方式能够增加语言的吸引力并维持其社会优越性,帮助语言使用者降低语言忧患;家庭语言规划的意识能维持语言的发展动力,采用动态、连续的双语意识不仅能帮助两代人全面认识双语的经济效益和认知过程,还能充分调动各成员的积极性,促成各机构的合作。
2019 Vol. 4 (2): 31-41 [摘要] ( 56 ) HTML (1 KB)  PDF  (0 KB)  ( 236 )
42 中国跨国婚姻家庭的语言规划研究
丁 鹏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4
导读: 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外国公民结婚的中国人数也越来越多,跨国婚姻的数量正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Wang & Schwartz 20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16年发布的跨国婚姻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结婚登记1142.8万对,其中涉外及华侨、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4.2万对。 网易新闻还提供了以下数据:1996年到2002年,上海的涉外登记婚姻超过2.2万对,平均每年3000对;近年来,北京每年新增涉外婚姻千余对;江西2012年注册登记的涉外婚姻共有1550对,联姻涉及20多个国家。这些数据说明中国涉外婚姻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跨国婚姻家庭,一方是中国公民,说普通话;另一方则为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因而,在年轻父母本就十分关注的子女教育上,他们往往会遇到比普通家庭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让孩子习得和使用哪种语言与他们为孩子制订的教育规划之间有着决定性的关系。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调查了7个在中国居住的跨国婚姻家庭,涉及9个2~8岁儿童,探讨了这些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情况。7个家庭中的父母都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组成。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考察模式。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及其分析,有如下几个主要发现:(1)所有参与研究的父母都认为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在孩子的知识形成和将来就业发展中必不可少,汉语学习同等重要;(2)家庭环境对孩子语言习得,尤其在早期儿童语言发展阶段非常重要;(3)如果父母家庭语言规划合理,能充分使用自己母语和子女进行交流,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双语或多语能力;(4)外籍家长往往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提高孩子对其母语的兴趣,如果家长忽视和子女用其母语交流,往往导致子女不能成功习得此语言,成为单语使用者。本研究还揭示了父母对孩子双语或多语发展的焦虑,以及他们为鼓励和促进这种能力所采取的各种策略。
2019 Vol. 4 (2): 42-50 [摘要] ( 61 ) HTML (1 KB)  PDF  (0 KB)  ( 237 )
51 家庭中的“声音”:海外华人家庭语言规划案例二则
董 洁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5
导读: 中国的语言资源非常丰富,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人们的语言生活状况也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型的语言生态系统(李国芳,孙茁2017)。处在全球化之中的家庭,多种语言可能混杂并用。这些语言之间可能存在互补或者竞争关系,也会与家庭之外的社区和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因此家庭语言生态系统愈加复杂。当有多种语言可供选择时,应该在家庭中使用哪种语言?选择这种语言将会对儿童语言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否增加第二代移民的社会竞争力?是否会导致祖语(heritage language)最终消失?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相关问题,都属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研究范畴。家庭语言规划,或称家庭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是指家庭内部对其成员之间的语言使用进行的显性或者隐性的规划(Schiffman 1996;Shohamy 2006;King et al. 2008)。家庭语言规划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部分。语言政策研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与当时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民族国家兴起、发展中国家加快现代化进程等时代大背景息息相关。早期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注重解决语言问题,并将对语言的规划看作是语言专家使用技术手段对语言资源进行分配,进而从国家政策层面解决后殖民时代国家独立运动中遇到的语言问题(Nekvapil 2006)。近年来,随着国际学界进入“后问题”时代(不再把社会现象看作是问题),语言政策研究从解决语言问题,转而关注在动态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体系内语言政策是如何发生变化的(King et al. 2008)。一批采用自下而上模式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不断涌现(如Wiley & Wright 2004;Ricento 2006;Robinson et al. 2006;Cooper 1989)。这些研究主要关注行政机构、学校、工作场所等公共空间范畴内的语言使用,而家庭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家庭等私人空间中语言使用状况在儿童语言习得、双语发展、身份认同、家庭及社会关系、民族语言传承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家庭语言规划研究。
本文使用Hymes的声音理论,对两则民族志语料进行分析,探讨海外华人家庭的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使用状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海外华人的全球移动轨迹愈加复杂。许多人由于工作原因或商业需要,频繁往来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其语言资源更加丰富、语言使用更加复杂、社会影响力也更大。新的语言和社会现象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宏观状况进行把握,更要对微观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两个华人移民家庭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讨论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显示,两个移民家庭处于不同的移民阶段(一个是第一代移民,一个是第三代移民),子女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一个家庭的子女未成年,一个已经成年),家庭语言规划方式不同(一个是显性规划,一个是隐性规划),但是两个家庭对语言的规划类似,即英语和移民目国语言为公共空间语言,鼓励子女使用普通话,而家乡方言则在家长之间使用。
2019 Vol. 4 (2): 51-59 [摘要] ( 63 ) HTML (1 KB)  PDF  (0 KB)  ( 242 )
60 “家庭语言规划”多人谈
杨红燕,王晓梅,李?佳,许静荣,弗朗西斯·瓦尔斯,凯瑟琳·布伦南,凡妮莎·马诺利
家庭语言政策为探索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新视角(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杨红燕)
家庭语言规划应该放在言语社区中研究(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王晓梅)
汉语能力对边境地区缅甸底层家庭意味着希望和出路(云南大学/李佳)
提高对家庭语言规划认识,处理好家庭与学前教育机构关系(湖北中医药大学/许静荣)
巴塞罗那英语家庭遭遇代际传承困难(巴塞罗那大学/弗朗西斯·瓦尔斯)
英国双语学校语言态度影响家庭语言规划(BELL信托基金会/凯瑟琳·布伦南)
我在海外培养双语子女的亲身经历(自由职业者/凡妮莎·马诺利)
2019 Vol. 4 (2): 60-65 [摘要] ( 68 ) HTML (1 KB)  PDF  (0 KB)  ( 244 )
66 中外高校外宣文本语言策略对比研究
郑剑委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6
导读: 虽然外宣文本只是高校国际化建设的极小一部分,但却是让潜在留学生了解并消费中国高等教育服务,让国际人才加入中国高校的重要途径。外宣文本的吸引力直接影响国内高等教育行业的国际化发展,对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具有潜在而深远的影响。
提高吸引力是外宣文本语言策略的核心目标。基于外宣文本语料库,考察中外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的交互性、外向性和多模态性等方面的语言策略,通过这3个指标分析对比中外外宣文本的总体吸引力。研究表明,欧洲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的交互性和多模态性显著高于中国高校,而外向性稍高于中国高校,总体吸引力水平高于中国高校,不过国内个别外国语大学外宣文本的吸引力略高于少数欧洲高校。为提高中国高校外宣语言的吸引力,中国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应实现交互性和多模态性策略,在叙述方式、信息类型和信息结构方面进行改良。
2019 Vol. 4 (2): 66-73 [摘要] ( 36 ) HTML (1 KB)  PDF  (0 KB)  ( 243 )
7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英语教育“文化认同”规划研究
刘媛媛,邓 飞,赵蓉晖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7
导读: 近年来,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问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表现是学界对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鼎沸讨论,学者们声讨英语教育影响了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发展,并呼吁相关政策改革(从丛2000;宋伊雯,肖龙福2009;赵海燕2016;朱敏,等2016;等等)。各地纷纷出台政策,试图通过降低英语在升学考试中的比重来淡化英语教育,进而引导学习者加强母语学习,增强母语文化认同,如北京市出台的《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此种通过降低英语分值来加强母语学习的做法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批评者大有人在。例如:程晓堂(2014)指出,关于英语学习的“有用”与“无用”之争中存在着一些片面认识,实施英语教育对培养学生外语能力、促进学生心智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有积极的意义;尹洪波(2014)也指出,母语水平下降并非英语之祸,掌握外语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当前,这些争议已成为外语规划和决策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赵蓉晖2014)。
分析1982年以来中国大学阶段的38份英语教育政策文本内容,发现其文化认同规划意识及变化趋势:(1)2000年前的政策文本强调语言的“工具性”,缺乏科学的文化认同规划意识;(2)2000年后的政策文本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关注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并注意处理母语语言文化与外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3)相关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外语人才定位和课程设置上。影响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的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因素。
2019 Vol. 4 (2): 74-82 [摘要] ( 57 ) HTML (1 KB)  PDF  (0 KB)  ( 232 )
83 弗兰德与荷兰手语标准化对比研究
林 皓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8
导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社会对聋人群体及手语日益重视,与手语相关的语言政策及规划也相继在一些国家展开,其中包括手语标准化政策。语言标准化政策可分为两种:显性规划和隐性规划。前者是指以明确的政策自上而下推动语言标准化运动;后者则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例如支持语言研究、编制语言学习教材等,间接推动语言自然标准化的进程。本文所指的手语标准化是前者,即国家或相关组织从政策层面介入,采取相应措施,推动通用手语的形成。虽然标准化在西方学术界备受争议,但有些国家和地区仍从政策层面予以推动和实施。本文选取的是欧洲的两种手语:一是比利时弗兰德地区手语(荷兰语:Vlaamse Gebarentaal,简称为VGT);二是荷兰手语(荷兰语:Nederlandse Gebarentaal,简称为NGT)。比利时弗兰德地区和荷兰相邻,经济和社会方面有很多相近之处:都属于尼德兰文化圈,口语及文字都是荷兰语。荷兰手语和弗兰德手语都在相近的时间开始手语标准化活动,主导者都是聋人和手语专家组成的小组。但是,20年后,荷兰手语的标准化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而弗兰德手语的标准化则遭遇挫折。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两种相近的手语,有相近的文化背景及口语环境,标准化实施时间也相近,为何最后成败迥异?
语言标准化作为本体规划基本内容,也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重点之一。国家出于各种目的会对该国手语实施标准化(或者统一化),促成通用语的形成。然而,手语这门语言较为特殊,作为视觉语言,以手眼为沟通媒介,独立并区别于相应所在国家的有声语言及文字。因此应用于口语标准化的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手语。弗兰德和荷兰手语文化背景及标准化时间都较为相近,但弗兰德手语标准化归于失败,荷兰手语标准化却获得成功。本文试通过比较弗兰德和荷兰手语标准化活动,分析两者成败原因,探寻手语标准化的规律,以期对我国通用手语的实施有所启示。
2019 Vol. 4 (2): 83-89 [摘要] ( 48 ) HTML (1 KB)  PDF  (0 KB)  ( 255 )
90 《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述评
李英姿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9
导读: 《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nsequences)一书是John Macalister和Seyed Hadi Mirvahedi主编的论文集,2017年由卢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被列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FLP)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主要关注“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协商语言的综合研究”(King et al. 2008:907)。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Fishman(1972:435~453)就指出家庭是重要的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之后,Spolsky(2012)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空白,还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解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这一微观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也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以及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该论文集即向人们展示了其中一隅,值得相关人士参考。
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而存在,论文集《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采用了民族志、访谈、问卷、观察、文件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多语言世界下移民和少数族裔不同情况下的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展示了家庭语言政策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该书内容进行介绍,并从环境、研究方法、路径等方面对该论文集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括。本文认为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这种非西方的、非工业化视角决定了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还有巨大空间。
2019 Vol. 4 (2): 90-96 [摘要] ( 45 ) HTML (1 KB)  PDF  (0 KB)  ( 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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