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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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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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22年 7卷 2期刊出日期：2022-03-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构建信息无障碍社会
		李宇明
		导读: 中国正在修筑3条无障碍道路：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和村村通工程、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修建起交通无障碍的现实之路；5G、互联网、物联网、智能手机等广泛应用和户户通广播电视、宽带网络广覆盖，修建起电波传输无障碍的电信之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信息特殊人群沟通、人与机器沟通等，修建起信息无障碍的语言之路。现实之路、电信之路和语言之路，构筑起国家新征程的宽阔大道。

		2022 Vol. 7 (2): 1-1 [摘要] ( 18 ) HTML (1 KB) PDF (0 KB) ( 128 )

	5	语言跨界谈　专家谈“元宇宙”
		沈　阳，潘志庚，张洪忠，吴　江
		导读: 2021年，“元宇宙”成为中国民众的年度国际热词。全球各界人士都对元宇宙热议众评，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元宇宙的模样。不过随着各类文本的涌现，大家正在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例如完美的元宇宙还需要很多年，元宇宙不是一个纯粹的虚拟世界，而是一个虚实共生的新世界，元宇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技术、社会、生活的走向，技术的变革往往也会带来文化的新形态，由此也会对语言文字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邀请在元宇宙领域有较深研究的代表性专家，为读者奉献他们的思考和实践。（清华大学　沈阳）
		元宇宙时代的语言变化 / 沈阳没有虚拟现实就没有元宇宙 / 潘志庚元宇宙会取代微信并颠覆现有游戏吗？ / 张洪忠元宇宙中的用户与信息：今生与未来 / 吴江
		2022 Vol. 7 (2): 5-9 [摘要] ( 14 ) HTML (1 KB) PDF (0 KB) ( 125 )

	10	主持人语　国际组织语言生活研究与语言规划理论创新
		方小兵
		导读: 国际组织是两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基于特定目的、按照一定程序建立的以协议为基础的组织机构。当下，国际组织数量不断增长，功能范围日益扩大，据《国际组织年鉴》2020～2021年的统计，全球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67 000个，成为现代国际社会重要的行为主体。

		2022 Vol. 7 (2): 10-11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30 )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语言政策的形成、变迁与影响
		方小兵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1
		导读: 从语言规划进程看，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主要涉及3种类型：第一，政策形成。主要考察各种语言理念如何按照一定程序形成提案，然后经过专家组论证和机构审核，最后提交大会讨论通过，成为国际准则性文书。第二，政策变迁。考察特定机构的语言政策如何随着时代发展而演进，特别关注哪些因素在语言政策变迁中起作用。第三，政策影响。政策影响关注两方面的内容，即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如何影响国际语言秩序、成员国语言政策，同时，成员国如何影响国际组织的语言理念、干预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制定、影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实施，等等。
		国际组织语言规划进程涉及3个方面：政策形成、政策变迁和政策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对语言问题关注度最高的国际组织。对该组织公约、建议书和宣言的形成机制的考察发现，在将提案转化为国际准则性文书过程中，政府推动和专家贡献起着关键作用；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70多年来语言观念的变化可以看出，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总是主动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大环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国际环境和流行思潮等因素对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的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国际组织与成员国在互动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在博弈中达成妥协。教科文组织通过制定公约、资助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建立评价指标和公布国际排名等方式提升国际权威性，以利于对成员国施加影响，而成员国也会采取拒缴会费、专家游说、利用制度流程通过特定提案等形式影响教科文组织的语言政策。当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大多停留在语种设置和文本分析上，建议今后要结合国际组织制度框架和程序规范，全景式考察政策进程的各个环节，为有效推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语言治理、提升国际组织话语权做出贡献。
		2022 Vol. 7 (2): 12-21 [摘要] ( 15 ) HTML (1 KB) PDF (0 KB) ( 142 )

	22	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多语和单语的博弈与平衡
		张治国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2
		导读: 语言交流在民航业中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到航空器的飞行安全，而且影响到民航业的服务质量。为此，负责全球民航安全和有序发展的国际民航组织（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制定了相关的语言政策，各国民航业（尤其是国际民航业）的语言选用和语言管理都必须遵循或参照该组织的语言政策。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航空英语的使用现状（如Seiler 2009；黄大勇2007；潘卫军，等2007；黄德先2012）、语言特征（如Estival et al. 2016；杨爱荣2005；王博，李振宇2010）、语用失败（如Jones 2003；吴土星，等2013）、教学探讨（如吴土星1997；李玉梅，王爱国2007）和语言规划（如Alderson 2009；Lauring & Selmer 2012；梁砾文2017）。这些研究很基础，也十分重要，但它们几乎都聚焦在航空语言政策上，其实，国际民航组织的语言政策还包括其他内容，学界对此却少有问津。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都在探讨航空英语的特点、教育及使用，真正涉及其语言政策的内容甚少。可见，中国尚缺全面简介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并发现和分析其特点的整合性研究。为此，本文做以下工作：首先简述国际民航组织的基本情况及其语言政策，然后基于斯波斯基（2011，2016）的语言政策三成分理论和语言管理域理论，分析和讨论国际民航组织语言政策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以便读者对国际民航组织乃至类似专门性国际组织的语言政策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和感悟。
		国际民航组织的语言政策分为多语的行政语言政策和单语的航空语言政策两种，前者包括该组织行政机构的官方语言政策和工作语言政策，后者指航空英语政策。国际民航组织需要在3个方面处理好多语和单语的博弈与平衡。在政策制定方面，尊重语言多样性、维护各国语言象征地位等要求多语，而提高交际效率、节省翻译成本和保障航空安全则要求单语，行政多语和航空英语的混合语言政策较好地解决了语言正义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政策实施方面，面对现实，行政多语只能是有限的多语，而航空语言在某些管理空间则需多语服务，故语言的平衡问题有待妥善处理。在政策成分表现方面，语言信仰是多语制，但在语言实践中却是单语行为，所思和所为有博弈、有冲突；语言管理跟语言信仰、语言实践之间也存在一些非对称现象。了解、分析和应用国际民航组织的语言政策，可以促进中国民航强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中国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全球治理工作，促进中文在该组织地位和作用的提高。
		2022 Vol. 7 (2): 22-31 [摘要] ( 24 ) HTML (1 KB) PDF (0 KB) ( 127 )

	32	当前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面临的挑战
		〔英〕莉萨·J.麦肯蒂-阿塔利尼斯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3
		导读: 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如在经济、政治和立法层面的一体化）催生了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世界贸易组织（WTO），更不用说欧盟（EU）和联合国（UN）了；而长期以来，这些国际组织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全球化进程以及国际组织内部的语言交流都受到语言异质性的挑战。为此，国际组织制定了很多语言政策。尽管这些语言政策五花八门，但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矛盾却大同小异，而且，国际组织的行政官员、各国代表和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和矛盾都一直争论不休。其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和矛盾：语言公平或语言公正的问题、交际效率与经济成本的矛盾以及交际效率与其他非物质因素的矛盾，如国际组织是否要向组织内外的听众提供多媒体和多语言的交际服务。在探讨国际组织这些语言政策挑战的过程中，本文将以联合国为例来分析笔者先前多次讨论并证实过的一些问题（McEntee-Atalianis 2015，2017，2022；McEntee-Atalianis & Vessey 2020）。文章首先简述联合国语言政策的发展史以及该组织在执行多语政策时所遇到的困难，然后讨论我们该如何来评价这些政策，以及如何来改变这些语言政策，以便解决联合国语言政策当下所遇到的困难：交际效率问题、语言公平问题以及多语制维护的成本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因为它不仅有利于观察联合国语言政策，而且可以惠及其他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
		国际组织在语言政策与规划方面一直面临着语言异质性的挑战。以联合国为例，该组织在多语政策发展演进及当前执行过程中，在努力平衡语言公平、沟通效率和与多语服务成本时遇到过诸多困难。鉴于目前联合国6种官方语言的实际使用存在明显差距，英语霸权地位日益增强，我们认为审查联合国在语言方面的监管原则、条款规定和语言实践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对该组织现行语言制度进行评估和改革。这就要求先构建模型并演示不同的语言场景，以适应优先事项的变化或语言资源的限制。基于当前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机制，可以生成不同的语言模型，模拟不同环境下语言供给机制的构成变化。这些模型需要考虑财政支持金额、语言供给公平等许多变量。在这方面，语言经济学家的工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在分析多语环境时，考虑了配置和分配效应，即不同场景的比较成本和效率，以及语言情景变化对个体和群体的相对影响。除了经济和操作方面的限制外，还应分析语言偏好和语言信念，以确保措施能够成功。语言模型的构建将有助于审查人们（行政工作人员、会员代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现行做法和意识形态，并测试在联合国不同部门、机构、机关内部和之间采用和实施多种语言的可行性，这一点也关涉其他国际组织。语言模型可以为语言规划提供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在公平、效率和成本这3个一直具有挑战性的因素之间取得平衡。
		2022 Vol. 7 (2): 32-43 [摘要] ( 27 ) HTML (1 KB) PDF (0 KB) ( 137 )

	44	国际组织语言权力博弈的非政治经济影响因素
		张慧玉，安雨晨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4
		导读: 国际组织为“两个以上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或个人基于特定目的，以一定协议形式而建立的各种机构”（马呈元2012：2），根据参与主体的性质、法律地位和范围，可分为全球性政府间、全球性非政府间、区域性政府间、区域性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张莉鑫2017）。面对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都面临着挑战（王健2012）。随着霸权主义的全球性撤退，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性机制的屡遭挫折，地区主义重新兴起，地区公共产品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补充，国际组织尤其是区域性国际组织成为获取或协调公共产品的重要平台，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语言基于其实用价值与象征价值（Spolsky 2003），是国际组织进行内外部沟通、维持正常运营的关键载体（张慧玉，谢子晗2020；Zhang et al. 2020），探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对理解成员国的合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指出，权力博弈是影响国际组织语言选择的关键因素，国家政治经济实力是影响这类权力博弈的首要因素，但影响该博弈的其他因素则有待挖掘。考察2019年《国际组织年鉴》中6694个国际组织的语言数据，对其中的国际组织联盟、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机制，尤其是各类组织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非通用语言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影响范围是塑造国际组织语言权力博弈的重要因素。国际组织影响范围越小，语言权力博弈越突出，越重视语言多样性；影响范围越大，出于维持运营需要，越难以顾及语言权力博弈。此外，不同区域国际组织对语言权力博弈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部分其他政治经济以外的因素影响着国际组织的语言权力博弈：特定民族组织中，民族语言的优势特别明显；成员（国）的行业或领域优势在专业类组织中构成重要的语言权力来源；而在针对特定群体的组织中，部分国家的弱势语言会受到特别关照。尽管这些因素对国际组织语言权力博弈的影响方式各异，但都在推动语言多样性的同时促进了语言实用价值与象征价值的统一。
		2022 Vol. 7 (2): 44-55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24 )

	56	“国际组织语言政策”多人谈
		徐大明，赵守辉，赵蓉晖，张天伟，何　勇，杜宜阳，邬美丽
		导读: 方小兵在《中国语言战略》2021年第2期发表的《超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一文，从“超国家”层面指出了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所带来的理论挑战。既有的语言规划理论，从“民族国家建设”的需求起始，逐步发展到关注“国家、社会、家庭”等多层面的需求的模式，却还比较缺乏“超国家”层面的内容。因此，语言规划理论在“超国家”层面的应用和检验将推动该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超国家层面语言规划需要引进语言主体与社会机构互动的理念 / 徐大明北欧理事会独特的语言实践 / 赵守辉国际组织语言政策需多维度多领域研究 / 赵蓉晖国际组织语言政策研究需要关注象征性和实用性的博弈和竞争 / 张天伟推动“联合国中文日”升格为“国际中文日” / 何　勇《联合国语言框架》对国际组织人员语言能力提出新要求 / 杜宜阳受核心成员国主导的世界银行语言生活 / 邬美丽
		2022 Vol. 7 (2): 56-61 [摘要] ( 16 ) HTML (1 KB) PDF (0 KB) ( 126 )

	62	中国应急语言研究二十年回顾与展望
		肖俊敏，张　瑜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5
		导读: 2003年“非典”危机后，中国全面启动了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应急语言的重要性得到空前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急需系统梳理。由于王立非（2020）、张天伟（2020）等学者已对应急语言相关的外文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述评，我们主要聚焦相关的中文文献，以当前可以实现穷尽式检索的“语言生活皮书”系列和中国知网上近二十年间（2003～2021）发表的与“应急语言”相关的期刊文献作为考察对象。目前，也有一些专著和论文集论及应急语言问题，但除了李宇明（2020）、王立非（2020）和徐大明（2020）以外，相关内容大都分布零散，不影响全局，所以暂付阙如。
		以新冠疫情暴发为分水岭，中国的应急语言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应急语言实践积累了一定经验，相关理论探索平缓起步，政策规划逐渐重视，但应用研究相对滞后，应急语言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第二阶段，应急语言研究成果井喷式涌现，“应急语言”概念的内涵表述日臻完善，理论视角进一步丰富，应用研究在总结国外应急语言实践，厘清相关术语，探讨应急语言产品研发、应急语言技术革新、应急语言服务团建设、应急语言人才培养、应急话语分析等方面全面开花。宏观思辨和个案研究成为最常见的研究范式。但当前研究在理论视角、研究范式、覆盖领域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应不断丰富应急语言研究的视角和主题，深耕应急语言分支领域，实现研究范式上的宏观思辨与微观实证互补。
		2022 Vol. 7 (2): 62-73 [摘要] ( 18 ) HTML (1 KB) PDF (0 KB) ( 119 )

	74	澳门华语特色词汇研究
		王　珊，汤　蕾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6
		导读: 华语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郭熙2012）。各个华语地区的华语称为“华语变体”，主要有：大陆普通话、台湾“国语”、港澳华语、新马印尼文莱的华语和其他华语（李宇明2017）。研究华语变体是全面认识大华语状况的基础。面向港澳地区的华语词汇研究，常比较港澳华语与内地华语的异同，研究成果丰富。但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模式等原因，澳门与香港的特色华语词汇有所不同，也有研究分析澳门的华语特有词汇（汤志祥2008；程祥徽2018），但目前缺少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系统地考察澳门华语词汇使用情况的研究。我们选取《全球华语大词典》（李宇明主编，以下简称《大词典》）中用于澳门地区的词汇，分析其来源、语音特点、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并利用LIVAC汉语共时语料库（Linguistic Variation in Chinese Speech Communities）（以下简称LIVAC语料库）探讨澳门华语特色词汇的使用规律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澳门华语词汇和澳门社会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研究全球华语的各个变体，尤其是语言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词汇，是全面认识华语的基础。澳门是一个“三文四语”的多语社会，普通话与粤方言、葡萄牙语、英语在不断接触中产生了一批特色词汇。然而现有的澳门华语研究缺少对特色词汇的系统探讨及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分析。我们以《全球华语大词典》标注“用于澳门等地”为标准，收集45个澳门华语特色词，从词汇来源、语音特点、构词方式和语义特征等方面描述其基本面貌，考察它们在LIVAC汉语共时语料库（1995～2018年）中的区域分布和词义分布，发现：大部分澳门特色词义也出现于澳门之外的华语区，体现出华语逐渐融合的趋势；大多数澳门特色词义在本地的流通具有稳定性；个别澳门特色词正在退出澳门的语言生活。
		2022 Vol. 7 (2): 74-85 [摘要] ( 15 ) HTML (1 KB) PDF (0 KB) ( 156 )

	86	珠三角地区粤味普通话分布调查研究
		李金凤，周宇亮，贺天琪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20207
		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普通话推广步入依法推动的全面发展时期（王晖2016），“截至目前，我国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率达到80.72%”（田学军2020）。与此同时，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融合进一步加深，各地形成了带有地域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如“闽南口音普通话”（陈亚川1987）、“上海普通话”（姚佑椿1988），以及受粤方言影响产生的“港式普通话”（曾子凡2000）或“粤式普通话”（方小燕2003）。可见该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推普和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必然产生的语言现象（陈章太1990）。
		当前粤方言区普遍存在粤味普通话现象，主要体现在异质语音及词汇上，其表现程度反映了说话人的普通话水平。我们于2019年暑期对珠三角9个城市展开调查，采用粤味普通话异质词均比反映普通话水平。主要结论有：（1）珠三角地区普通话整体水平较高，粤味普通话程度指数为0.0737。（2）各市普通话水平不均衡，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中山、江门、肇庆。（3）经方差分析和专家打分，9个城市均衡性由强至弱可划分为4个梯度。第一梯度：深圳；第二梯度：珠海、广州、东莞；第三梯度：佛山、惠州；第四梯度：中山、江门、肇庆。（4）经济水平与普通话均衡水平相关分析证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普通话水平也越高。建议加强粤味普通话程度高的城市及人群的推普力度，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均衡发展。
		2022 Vol. 7 (2): 86-96 [摘要] ( 27 ) HTML (1 KB) PDF (0 KB)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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