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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订购:全国各地邮购
邮发代号:82-104
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23年 8卷 2期
刊出日期:2023-03-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简化字遗留问题与解决思路
晁继周
导读:
近些年来,汉字简化的功过成了国人关心的话题。从历史上看,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是识读的需要,更是书写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以政府名义颁行《简化字总表》,作为规范汉字推行,并发布异体字整理表,旨在减少通行汉字的字数。这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是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传承字和简体字共同组成的汉字系统,在很好地为使用汉语的人服务,这是不争的事实。存在问题较多的主要是用同音替代方法产生的简化字。同音替代无疑是汉字简化的一种可以采用的手段:一方面,用笔画少的替代笔画多的,可以减少笔画;另一方面,用一个字替代了同音(或音近)的另一个或几个字,可以减少字数。问题主要在于使用同音替代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过宽过滥。
2023 Vol. 8 (2):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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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汉字与中国式思维——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的断想
章启群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1
导读:
在全球现存仍在使用的几千种文字中,汉字是成熟文字中唯一截然不同的表意文字。这是个奇特的例外。而从甲骨文算起,中华人使用汉字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汉字的这种特殊性,对于中华民族思维方式是否产生本质的影响?因此,中华民族思维方式在整体上是否具有独特性?
文字不只是语音的记录,还具有独立的价值。各种文字本身及其书写方式,都具有民族性的心理和文化特征。相比于拼音文字,汉字作为现存使用者最多的表意文字,其独立价值更加显著且重大。最新研究发现,汉语母语者阅读中文词汇可以诱发大脑顶中区产生汉字阅读独有的脑电反应。这说明拼音文字与拼义(即表意)的汉字阅读植根于不同的感官通道。由此可以推断,汉字与康德所论的“图式”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和同构性,这是汉语使用者的一个思维优势。汉字是“有生命的图式”,由汉字使用生成的“中国式思维”与形象思维相关,但并不属于列维-布留尔所谓的原始思维。这个思维方式是中国人的“心灵词典”,外化为中国文化、艺术、哲学、宗教甚至科学等,蔓衍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在内则构成中国人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2023 Vol. 8 (2): 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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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从图灵测试到ChatGPT——人机对话的里程碑及启示
冯志伟,张灯柯,饶高琦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2
导读:
图灵奖得主、深度学习之父辛顿(Geoff Hinton)说:“深度学习的下一个大的进展应当是让神经网络真正理解文档的内容。”机器学习著名学者乔丹(Michael Jordan)说:“如果给我10亿美元,我会用这10亿美元建造一个NASA级别的自然语言研究项目。”图灵奖得主杨乐昆(Yann LeCun)说:“深度学习的下一个前沿课题是自然语言理解。”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说:“下一个十年,懂语言者得天下。”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2019年6月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午餐会接受采访时说:“我将创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目标是让计算机学会阅读,能够吸收和理解全世界所有的书面知识。”
2023 Vol. 8 (2): 2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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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主持人语 跨国公司语言问题研究的进展
殷志平
导读:
与管理相关的语言研究,根据研究对象,可分为语言作为过程/功能和语言作为对象/现象两种维度的研究。语言作为过程的研究又分语言学和管理学两种视角,前者是商务语言研究,已经成为独立的学科;后者是组织话语研究,是当下管理研究中最主要的论题之一。语言作为对象的研究,主要发生在跨国公司领域,关注多语使用以及对多语使用过程开展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管理行为。这一维度的研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语言敏感性研究,有的叫语言管理研究;叫语言管理研究的,其含义又有差别。我们姑且笼统称之为跨国公司语言问题研究。
2023 Vol. 8 (2): 25-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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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从两种视角走向交叉学科
殷志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3
导读:
跨国企业多面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引起了管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形成了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研究视角,两种视角的研究借鉴运用了多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近期国外一些学者明确提出,要跨越学科边界,综合并相互关联来自不同学科视角的论点,对跨国企业语言问题做出整合,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走向交叉学科研究(Tenzer et al. 2017)。近期也有跨学科的国际团队聚在一起“对话”,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语言标准化(Linn et al. 2018)。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常常将国际管理学视角和语言规划学视角的研究混淆起来,如最近有学者试图从国际管理视角出发构建“战略性地选择和使用语言”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框架,依据的理论却是来源于语言规划学的语言管理理论,显得概念混淆,逻辑不清;而对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质更是缺乏充分的认识。为此,我们运用交叉学科理论对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质进行总结分析。根据陈平(2021),多学科研究是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而不同学科之间不发生关联的研究;跨学科研究指某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用于本学科的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是两个或多个学科对学科间中间地带或重合部分进行联合研究,通过互动、合作和融汇生成新的理论、概念、方法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研究。文章将首先分析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这两种研究视角的概念、研究取向差异及呈现的多学科特征;接着梳理跨国企业语言管理文献对其他学科的借鉴运用及呈现的跨学科特征;最后做出评价,提出展望,处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阶段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将走向交叉学科研究,可诞生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学两种分支学科。
跨国企业多面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已引起国外管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不仅形成了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视角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而且均已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两种视角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在概念内涵、研究取向上存在诸多差异,很少交集,呈现出多学科研究的特征;在研究的理论背景方面,皆借用了多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故又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从总体上看,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尚未完全成熟,对于多面而复杂的跨国企业语言问题,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各热点话题之间尚未形成有机关联、构成知识单元。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引介阶段,对其多学科、跨学科性质还缺乏充分认识,甚至对两种研究视角亦存混淆。深入开展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应充分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走向交叉学科研究,由此可望诞生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学两种分支学科。
2023 Vol. 8 (2): 2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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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如何改变周边语言环境:来自捷克的观察
吉里·内克瓦皮尔,塔玛·谢尔曼,何山华(译)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4
导读:
在很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Bielewska & Jaskulowski 2017;Pula 2018;等),跨国公司都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语言学研究对跨国公司也有涉及,不过对其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公司内部不同员工群体间(包括不同分公司之间)的交流,以及公司职员与客户(其他公司代表或本公司最终用户)之间的交流。本团队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即在捷克境内从事此类研究,最初将观察范围限定在公司内部的语言行为,即外国代表(所谓的外派专家)与本地工人之间的交流,包括他们使用的语种以及在交际中相互理解的程度。
跨国公司能够对分公司内部的交往和交际过程施加影响,并改变其所在地区的语言环境。本文对分别位于捷克弗雷斯塔和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德国和韩国企业展开长期近距离观察,运用“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的理论和方法,描写它们如何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社会文化管理改变其所在和邻近城镇的社会语言生活和语言景观。调查发现,德国公司和韩国公司采用类似的国际化策略,均希望自己被视为全球企业,而非仅为德国企业或韩国企业,因而在运营中积极推进英语化战略,但措施不同,结果也不同。德国与捷克两国文化一致性较高,捷克民众中能使用德语和英语的人较多,德国总部无须派出大量员工入驻弗雷斯塔,因此德国公司对当地语言环境施加了较小的影响。而韩语对捷克民众而言十分陌生,韩国公司管理人员英语水平又相对较低,而且韩国公司派驻弗里代克-米斯泰克的人员较多,因此韩国公司对当地交通、街道、餐饮、住宿、学校、网络等领域的语言环境施加了较多的社会文化管理,影响也较大。
2023 Vol. 8 (2): 4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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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策略及影响因素
杭亚静,赵蓉晖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5
导读: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跨国发展成为普遍现象,其中的语言问题也成为值得关注的学术话题,有关研究经历了从描写现象到分析机理的变化过程,参与研究的海外学者主要来自管理学和语言学领域。管理学领域,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跨国公司的多语特质(Luo & Shenkar 2006)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障碍和管理建议(Marschan et al. 1997),主张通过制定工作语言政策、外派员工、语言培训等系列方法解决语言交际问题(Feely & Harzing 2002;Angouri 2007;Harzing et al. 2011),也有研究从语言资源的视角,认为多语员工作为“边界搭桥者”(boundary spanner)具备特殊的人力资源优势(Barner-Rasmussen et al. 2014)。语言学领域,现有研究倾向于从微观层面讨论跨国公司的语言管理,聚焦个体语言实践,分析公司政策和个体实践之间的偏差现象(Sanden 2014;Lønsmann 2017)。有研究发现,员工的能动性对政策的执行具有关键作用(Sanden 2018),还有调查显示,公司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战略、东道主国家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政策均有影响(Peltokorpi & Vaara 2017)。
从管理学角度看,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3种核心战略:全球型、多中心型、混合型。本文从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中选择母国语言文化差异显著、分属不同行业且分别代表上述3种类型的三家跨国公司——丹麦公司、日本公司和德国公司,以语言管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对其进行语言管理策略分析,探索国际化战略、母国语言文化、员工语言能力等多个因素对语言管理策略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公司语言管理具有多层级多主体的特点,分支管理层面和员工个体层面共同形成了以效率和客户为导向的模糊化语言管理策略,并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同时,跨国公司语言管理还应关注个体语言管理对于跨国公司作为多语社区所产生的调和与排斥作用。
2023 Vol. 8 (2): 52-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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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跨国公司的语言问题”多人谈
王苑青,张华辉,刘伟斌,尹 煊,张 帆,于潇媛
导读:
外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数十载,英语在其业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毋庸赘述。近年来,跨国经济往来呈现出双向奔赴的新趋势。伴随本土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也在积极“走出去”,中资跨国公司成为新兴的市场主体。在华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作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桥梁,其服务的成功实施有赖于语言的帮助,中文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
中文助力跨国专业服务之我见 /
王苑青
国际品牌本土化沟通需语义再创 /
张华辉
跨国企业培训教材开发中的语言问题解决方案值得借鉴 /
刘伟斌
应重视跨国公司中外沟通的语言风格差异 /
尹煊
非诉讼律师也要讲究语言艺术 /
张帆
构建价值观话语表达体系 促进跨国公司价值观落地 /
于潇媛
2023 Vol. 8 (2): 6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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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之世纪布局
李无未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6
导读:
金田一春彦在《桥本进吉》(1997:125)的传记里说,日本近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上田万年(1867~1937)指导东京大学博言学(后来的语言学科)学生,对学生的研究领域早就按照他的设计方向而有所确定。这个方向设计图景,就是本文所说的上田万年在日本实施的东洋语言学“学术大布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近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上田万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具有国家语言战略性质的“东洋语言学规划”。他以东京大学为学术平台,参考德国语言学家甲柏连孜的东方语言学构想,结合东亚各国语言学传统,迎合日本面向东亚的军国主义殖民地政策,进行语言学“大布局”,构建了一个历史比较语言学意识下以日本国语为核心的东洋语言学理论体系,又通过国语学理论,将带有殖民色彩的东洋语言学理论付诸实践。他所培养的学生则在他规定的研究领域各自有所成就,传承学术血脉,逐渐形成令世人瞩目的日本语言学“大格局”。研究这个世纪布局的积极意义在于:这是东亚学者建立起的第一个自主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对摸清欧洲语言学尤其是历史语言学在东亚的传入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当时渗透进日本、韩国、中国等国语言学的重要学术理论,对认识东亚各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十分重要。其破坏性影响也不可忽视,比如日本“东亚殖民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战争语学”盛行,就与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理论中的民族主义及殖民主义政治意识密切相关,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2023 Vol. 8 (2): 68-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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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对东亚语言研究的影响
李 逊,吴 畏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7
导读:
上田万年构建的具有明确殖民主义语言战略意识的东洋语言学,通过他的运作与布局,加上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与全力运作,对东亚国家与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里,我们就此进行论述。
上田万年构建的具有明确殖民语言战略意识的东洋语言学及其学术“谱系”,在东亚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在日本,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战略意识与日本政府积极推行的“东亚殖民语言意识”遥相呼应,其影响力远远超出学术范畴,促使许多日本语言学学者的学术观念发生变化,使其学术研究变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政治行为。在中国,上田万年的学生胡以鲁部分地接受东洋语言学思想,并继承章太炎小学思想,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国语学理论著作《国语学草创》。尽管该书以中国语为对象,是反上田万年之意而用,体现出建立中国现代语言学体系的理想,但也间接传播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思想。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地区后,推行殖民语言政策,贯彻的都是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的学术意图,其危害不容忽视。在朝鲜半岛,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殖民语言政策与教育,但上田万年的国语学也唤醒了朝鲜语言学者的民族语言研究自觉意识。日本战败后,东亚各国语言学界既要去语言殖民化,也应对上田万年东洋语言学殖民语言战略的前因后果进行历史性反思。
2023 Vol. 8 (2): 78-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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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朝鲜朝(1392~1910)语言规划研究
张 辉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30208
导读:
朝鲜朝(1392~1910)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明清两朝时期。朝鲜朝建立后奉行“事大”中国的国策,积极制定学习和推广汉语的政策,并根据周边国家语言生态,实施动态调整的国家语言战略,积极规划培养汉语、蒙古语、倭(日)语、满(女真)语等翻译人才,提升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语言能力。朝鲜朝的国家语言规划意识和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以‘中国语’为中心,创制和推广本民族文字,兼顾周边区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形态。
朝鲜朝(1392~1910)的国家语言规划可大致分为3个阶段:(1)太祖李成桂至世宗李裪刊印《训民正音》,大力推广汉语汉字;(2)《训民正音》刊印至甲午战争,汉字与《训民正音》并用;(3)1895~1910年,日语成为强势外语。朝鲜朝长期实施的汉语“质正”制度,以及创制与推广《训民正音》,禁用倭(日)语,组织学习蒙古语、满(女真)语等语言政策和具体实践,反映出“以‘中国语’为中心,创制和推广本民族文字,兼顾周边区域语言规划”的基本形态。以“中国语”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核心,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护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最优”邦交关系,这为中朝(韩)语言文化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朝鲜朝对日本语言侵略的警惕,对今日朝鲜半岛仍有影响。朝鲜朝对周边区域语言的学习和调查,则保留了很多珍贵的近代汉语、蒙古语、满(女真)语文献资料。
2023 Vol. 8 (2): 8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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