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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 International)自1951 年开始发布、约每5 年修订一次的《世界的语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是当今关于世界语言情况比较权威、较有影响的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世界语言信息和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ISO 639-3 世界语言编码国际标准,均以此文献为依据。《世界的语言》第20 版(2017)共包含全球7099 种语言的资料信息,每种语言均包括该语言的以下字段:自称和他称、使用人数、地理位置、语言系属、方言划分、法定民族、文字情况,以及基于著名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设计的“语言代际活力分级量表”(GIDS)的“语言代际活力状况扩展分级量表”(EGIDS),量表将世界诸语的活力状况分为最高的0 级(国际语言)到最低的10 级(已灭绝语言)等级别。与传统上将世界语言分为十几种大语系不同,该书将全球7000 余种语言划分为237 个语系,其中不仅包括汉藏、印欧、非亚(闪含)、尼日尔-刚果、南岛、南亚等大的语系,也包括86 种不属任何语系的孤立语言,以及传统上不被承认的手势语、克里奥尔语、皮钦语、混合语、重构语言和尚未分类语言等6 类特殊的语言。
统计语言数量的前提是如何识别和确定语言的身份。《世界的语言》采用的语言识别标准主要是语言之间的“沟通度”与“认同度”,这种标准与中国民族语言身份识别普遍采用的民族学标准(使用共同的语言是构成民族的首要要素)和历史语言学标准(构成同一语言的下位方言要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和同源形态),相去甚远。因此《世界的语言》公布的中国语言超过300 种,与《中国的语言》《大辞海》等文献公布的130 种左右的语言数量存在很大的差距。
本期以“语言识别”为专题,组织几篇不同视角、不同方法的文章,同时也邀请7 位不同语种和学科背景的专家发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论文大致可分为3 组:
第一组文章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结构因素探讨语言识别方法,或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角度,非常宏观地在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秩序这个理念框架内研讨大语言、小语言和平等语言三种语言观,强调语言识别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人文社会问题(见周明朗文),或倾向于认同和沟通的共构是形成社区语言的机制,而社会文化因素的相关性既体现在沟通也体现在认同的差异之上(见徐大明文)。第二组基于中国汉语方言(见李蓝文)和民族语言(见黄行文)的研究实践,总结中国非常复杂的语言和方言身份识别和分类分区既定的理论方法,并在中国语言方言传统识别分类的基础上,对语言沟通、语言认同、量化统计、单一分区标准、核心词分布等新兴语言识别方法做了比较和评价。第三组以微观量化分析方法,从语言自身的差异程度来探索语言与方言之间的界限,为语言与方言的区分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见冉启斌、索伦·维希曼文),以及通过定性定量标准的结合,创新性地证明句法借贷较之词汇借贷是判定语言是否混合的更可靠的标准(见徐丹文)。
语言识别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话题,其复杂和莫衷一是两个原因:(1)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民族或族群使用的语言个体本身极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可能采用简单统一的标准和方法相互识别和区分;(2)语言学(甚至超出语言学)基于不同变量和不同权重的语言识别标准和方法,导致语言与方言的区分过度与区分不足等。本期专题论文及多位专家的讨论,旨在完善和创新中国语言学既有的语言识别理论方法,构建和提升兼容中国特色和国际化的语言识别与认同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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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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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Hongkai,Huang Xing. . , 2018, 3(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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