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官方语言、官方语言谱系分类、主体民族语言、外语及少数民族语言五个维度,概述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属于九大语系,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状况复杂。沿线国家重视语言问题,语言使用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色。在对这些国家语言状况初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些思考,以期为我国制定和实施面向“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提供参考。
语言安全是服务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有研究对语言安全理论、属性和领域界定不清,亟待明确与澄清。本文梳理语言安全理论的演进,厘清相关概念,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潜在的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及多源性语言安全问题,提出建构“一带一路”语言安全战略的四大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的宏伟规划要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语言人才不可或缺。目前的语言人才培养存在三个主要问 题 :(1)未能从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两个方向同时思考语言人才培养;(2)缺乏对非通用语专业布点顶层设计的机制;(3)培养模式科学性不强,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建议:(1)设计专业课程设置时,要处理好国家需求、学生个人发展与语言学习规律三要素的关系;(2)双向考虑“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途径;(3)借鉴美国经验,更有效培养我方所需的复合型语言人才。
古丝绸之路的汉语传播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的传播方式不同,拉动因素也不同。语言传播必须抓住时代机遇,搭上时代的“顺风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应和“一带一路”产业与经贸合作全球化拓展相结合,互相促进;同时,汉语国际传播还应助力“一带一路”,服务“一带一路”。作为国家语言战略重要资源的孔子学院,应该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和“一带一路”产业发展格局调整战略布局,从而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
跨境语言的和谐和冲突是跨境语言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所在国的语文方针政策若能符合跨境语言的实际特点和演变规律,就能促进和谐因素的发展,并能化解或减少矛盾,互补互利。国境线两侧的跨境语言,既要受本国语文方针政策的制约,服从主权国家的总利益,又要有利于跨境语言的和谐互补。跨境语言是一种资源,处理得好,有利于两侧民族的和谐发展和稳定安全;处理不好,对民族发展、国家安全会产生负面影响。
本文首先系统梳理当前学界对隐性语言政策的理解,总结隐性语言政策的主要维度,明确隐性语言政策在整个语言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然后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为例,基于隐性语言政策的视角,探究广泛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政策文本及其中行动者的主体性等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全面理解东南亚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政策的本质。
本文对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及其习用家乡话与流入地方言的现象进行观察,探讨这些现象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一些关系。首先从能力获得机制和动力推动机制两方面分析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在普通话、家乡话及流入地方言习用方面的相关表现;其次从第二代的去与留、户籍管理的近与远、不同方言区城市的语言习用的显与潜、思潮舆论的守与发等四个角度探讨城市化进程中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问题。建议:重视语言规划的制订与动态功能分层落实,推动方言习用和谐共生;重视语言教育中的语言观的教育引导,建立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必然联系;重视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服务的质量效益,充分体现出一种国家责任;重视语言生活中专家队伍的建设和相关应对机制的设置,为协调好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背景下的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科学有力的学术支持。
本文叙述了国际标准ISO 7098 的修订过程,指出这个国际标准修订的两大特点 :一是把汉语拼音按词连写的规则引入国际标准,二是把汉字—拼音转写的自动译音方法引入国际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