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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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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19年 4卷 4期
刊出日期:2019-07-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外语教育要为国家战略服务
胡壮麟
在庆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外语教学界也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有人认为英语在中国已不受重视,招生困难,应当发展非通用语种教育,如阿拉伯语、韩国语、希伯来语等;有人认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应改为“特殊用途英语”(ESP)或“学术英语”,如外交英语、外贸英语、科技英语、旅游英语等;还有人坚持外语教学作为人文学科,应恢复1949年前的文学传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学习外语。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就在这个时刻,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莅临北京大学庆贺建校120周年。他在与陪同参观的一位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交谈时,不时询问北大外院在贯彻中央“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这些外语教师的视野太狭窄了,未能从国家语言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去认识外语教育如何为国家战略服务,如何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外语人才。对此,我做了一些思考。
首先,高等教育不能脱离国家领导。当前中国出现了一个流传较广的观点,即中国的高等教育应像美国那样,不受国家或政府领导。这在学界已引起热烈讨论。我认为,对此有必要统一认识,不然难以讨论外语教育是否要为国家战略服务这个命题。我更认为,讨论时不能脱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不然缺少统一思想的标准。这就是说,高等教育是否只有一个模式?新时代、新社会制度在办好高等教育上能否走自己的道路?能否创新?
第二,外语人才培养应多元化。前面提到,外语教学界对外语人才的培养有多种看法。我既不赞成单纯学习外国文学的“文学道路”,也不同意把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降格为语言学校,只教“听说读写”。我们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培养国家需要的不同人才,那就是培养对象有全面发展的,也有专攻文学、口译、笔译、教学或研究的。这意味着,外语专业学生除了外语外,还应学习和掌握一些其他专业的知识,这有助于提高其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前国家最迫切需求的是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必须能应对和完成多种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中国外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
第三,继续加强翻译学科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需要大量翻译人才。遗憾的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只设立了外语语言文学专业。改革开放后,高校恢复招收并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但仍未设置翻译专业。直到本世纪初,才设立翻译专业。这是一个重大的英明决定。令人高兴的是,这十多年来,翻译学科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我们既有许渊冲这样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翻译家,也有刘欣这样与美国电视主播英语对答、辩才无碍的央视主播。望能多多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第四,语言智能与多元智能融合。最近,教育部和国内一些高校开始重视语言智能的研究,如国家语委成立了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成立了语言智能研究院。考虑到上述语言智能的思想源自多元智能的理论,因此我认为在培养语言智能时,如能结合多元智能的某些方面,会取得更好、更全面的效果,如逻辑数理智能有助于掌握语法和人工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有助于结合情景学习和实际使用,音乐音韵智能有助于提高听说能力,人际交往智能有助于人际沟通,等等。只有这样,外语教学才能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外语人才,在工作岗位上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或新的情况,更好地完成国家和单位的任务。
2019 Vol. 4 (4): 1-1 [摘要] ( 28 ) HTML (1 KB)  PDF  (0 KB)  ( 270 )
5 美术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徐 里,马书林,张子康,尚 辉
绘画语言是自然和生活的符号/徐  里
感悟中国画水墨语言的自由性/马书林
西方社会景观表达与绘画语言流变管窥/张子康
绘画语言的媒介属性/尚  辉
2019 Vol. 4 (4): 5-11 [摘要] ( 194 ) HTML (1 KB)  PDF  (0 KB)  ( 251 )
12 主持人语:面向社会需求,侧重应用导向
陈 平
导读: 新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今年走进第70个年头。本期专题刊登的文章,围绕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回顾我们在长达70年的跨度里所做的工作,总结成绩,归纳经验,正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同时还邀请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只是恋旧,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上,眼界更为开阔,目光更为敏锐,方向更为精准,步履更为坚定。
70年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中一个最基本、最鲜明的特点是以面向社会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导向。语言学界重要研究机构的设立,全国性活动的开展以及重大举措的实施,大都围绕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这一目标,致力于改进和提高语言文字的工具效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教育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的语言学事业,今年走进第70个年头。本期专题刊登的文章,围绕语言文字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回顾我们在长达70年的跨度里所做的工作,总结成绩,归纳经验,正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同时还邀请语言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一些标志性事件,为中国语言学史留下宝贵的记录。回首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只是恋旧,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使我们在继续前行的征途上,眼界更为开阔,目光更为敏锐,方向更为精准,步履更为坚定。
70年来的语言文字工作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特点,其中一个最基本、最鲜明的特点是以面向社会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导向。语言学界重要研究机构的设立,全国性活动的开展以及重大举措的实施,大都围绕建设现代化新型国家这一目标,致力于改进和提高语言文字的工具效能,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的教育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而促进社会进步,推动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2019 Vol. 4 (4): 12-13 [摘要] ( 46 ) HTML (1 KB)  PDF  (0 KB)  ( 262 )
14 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郭 熙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1
导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过去70年里,中国语言生活不断发展变化,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本文拟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从宏观上讨论70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的特征和走向,分析这些特征背后的社会因素,并据此反观语言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思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面对未来语言生活的挑战。
过去70年中国语言生活不断发展变化,它深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的语言规划、政策成功地引导了中国语言生活,国家通用语言不断普及,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言同音”,全社会语文水平不断提升,语言生活向着多元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过去70年语言生活的历史是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资料,需要我们去搜集、整理和挖掘。
2019 Vol. 4 (4): 14-26 [摘要] ( 27 ) HTML (1 KB)  PDF  (0 KB)  ( 230 )
27 中国民族语文事业七十年
黄 行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2
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形成了国家和民族地方少数民族语文管理、教学和科研的事业体系,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法规。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总体上是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础,即“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7项“民族地方自治权”之一。70年来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巨大,这种变化也特别明显地反映到国家的民族语言工作和民族语文生活中。本文拟以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3个时间阶段发生的比较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事件为线索,概述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与变化,并且尽量从当时而不是现在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背景和需求视角,来陈述、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和效果。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以及21世纪以来3个时间阶段发生的比较重大的民族语文工作事件为线索,概述了70年来中国民族语言事业的发展状况,并从当时国家民族语文工作的背景和需求视角陈述、评价这些事件发生的缘由、过程和效果。受当前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民族语言将在地位规划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如此,少数民族语言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还是可以在区域自治民族语言权利等若干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2019 Vol. 4 (4): 27-37 [摘要] ( 25 ) HTML (1 KB)  PDF  (0 KB)  ( 264 )
38 新中国语文教育七十年
顾之川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3
导读: 中国语文教育与汉语言文字同步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文献的撰写解读,至少已有3500多年历史,源远流长,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1904年1月,清政府批准并颁行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拟制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语文教育逐步走上科学发展道路。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语文教育新纪元。70年来,中国语文教育走过一条波澜壮阔、接续前行的发展之路。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推进学术创新,为提高国民语文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总结梳理,爬罗剔抉,勾勒语文人的奋斗历程,解读语文教育的内在规律,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激励,是其是而非其非,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本文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语文教育研究分为初创、改革、复兴3个时期,分别追溯其时代背景,记述相关语文人物与事件,梳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经验教训。初创期,语文学习成为全党政治任务,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工具论成为指导思想,“文革”使语文教育遭受严重破坏。改革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一批语文大家发挥引领作用,语文教师改革热情高涨,全国中语会、小语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复兴期,语文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新课标、新教材、新高考稳步实施,区域性教学研究日趋活跃,但仍存在缺憾。在新时代,语文教育必将在立德树人和培养语文能力上发挥更大作用。
2019 Vol. 4 (4): 38-48 [摘要] ( 33 ) HTML (1 KB)  PDF  (0 KB)  ( 306 )
49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七十年
李 泉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4
导读:

一、引 言

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并得到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的关心。从20世纪50年代接收少数交换留学生开始,到60年代较多地接收、80年代大量接收来华留学生,再到21世纪每年有几十万各类来华留学生,同时在海外合作开办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并大量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表明中国政府对来华留学生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国际汉语教育事业的大力支持。着眼于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的总基调、全球化大趋势和中国不断加深的国际化进程,汉语的国际化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发展汉语教学事业不仅是中国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国际事业。总结70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和学科建设成就,探索新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发展和新功能,对海内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和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着眼于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的总基调和中国不断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汉语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总结近70年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经验和学科建设成就,探索新时代促进汉语国际化的“中国方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70年来,经过几代对外汉语教师的不懈努力,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50~70年代在探索汉语自身教学规律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石;80~90年代对外汉语教学实践获得了广泛而深入的发展,学科建设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21世纪特别是2005年世界汉语大会以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重点转向海外,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应加强对学科的领导和规划,促进新时代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新发展,为汉语国际化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2019 Vol. 4 (4): 49-59 [摘要] ( 51 ) HTML (1 KB)  PDF  (0 KB)  ( 261 )
60 为什么要给语言建造一座宫殿?——从符号系统的转喻本质看语言学的过度附魅
袁毓林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5
导读: 新中国70年来的语言学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形式语言学爆发式增长的压力之中。于是,跟进还是不跟,便成了一个问题。盲目跟从,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顽抗无视,也可能有自甘落后之虞。万全之策也许没有,分头行动倒是可以分散风险:让信奉者身体力行、切实尝试,让怀疑者隔岸观战、评头品足。笔者衷心希望看到这样一幅学术景观:形式语言学在犹豫中不断前进,在质疑声中茁壮成长。
本文受当代人本主义哲学关于“哲学家建造一座理念的宫殿,却住在茅屋里” 等论断的启发,提出问题:“我们在茅屋里说话,为什么要为语言建造一座宫殿?”文章认为,现代语言学竭力堆砌理论、大肆为语言修筑宫殿的附魅行为,主要归咎于它坚信两个教条:意义的组合性原理和句法-语义同态原理。诸如空语类或轻动词、语壳结构或DP结构等假设概念和相应的理论方案,莫不是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两个原理。但是,参照人类手势语的形式(结构)与意义(功能)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喻机制,可以发现人类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转喻性的符号系统,其形式与意义之间未必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和可归约性。因此,不需要为它假设这么多的空语类或轻动词等隐变量,以及语壳结构或DP结构等看不见的句法结构。总之,本文旨在为语言祛魅,希望语言学研究能够让语言呈现出其本来的朴素面貌。
2019 Vol. 4 (4): 60-73 [摘要] ( 26 ) HTML (1 KB)  PDF  (0 KB)  ( 241 )
74 “中国语言学七十年”多人谈
陈章太,戴庆厦,陆俭明,冯志伟,张振兴,周庆生
文改会改名与国家语委创建/陈章太(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是中国民族语文工作的一大创举/戴庆厦(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字走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起点/陆俭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中文系)
从汉字信息处理到自然语言处理/冯志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中国语言地图集》编制出版中的中国语言学话语权/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语言生活绿皮书”框架构建思路及影响/周庆生(江苏师范大学国家语委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
2019 Vol. 4 (4): 74-80 [摘要] ( 31 ) HTML (1 KB)  PDF  (0 KB)  ( 244 )
81 华文教育中的家庭语言政策驱动机制和影响分析
白 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6
导读:
一、研究背景

费什曼(Fishman 1970)较早提到了家庭语言的代际传承问题,近年来学者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更为集中和深入(叶小燕,高健2016)。斯波斯基(Spolsky 2004)从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3个方面阐述语言政策问题,并将“家庭域”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斯波斯基2016),很多学者的研究以斯波斯基的理论为基础(King et al. 2008;Schwartz 2010)。国际语言学期刊《多语与多文化发展》2012年第1期以专刊形式发表了6篇文章探讨家庭语言政策问题(Spolsky 2012)。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范畴是什么?King等(2008:910)套用Cooper关于语言教育规划的定义,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是“监护人试图通过何种效果的何种决策过程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方式影响哪些家庭成员的何种行为”。从现有文献来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主要关注但不限于以下问题:家庭在语言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等如何产生、运作并发挥作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的家庭语言政策状况;家庭成员在家庭语言政策中的角色与互动过程;家庭语言政策与外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每一个家庭的语言政策,不仅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大环境的影响,也是个人语言能力、语言经历、语言意识、语言态度、语言环境等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Curdt-Christiansen 2009)。正是由于家庭语言政策涉及的范围和影响因素如此复杂,所以我们很难用一种理论或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待持续深入的挖掘。
本文以半结构式访谈和个人民族志材料为依据,剖析华裔祖语生视角下家庭语言政策对其祖语保持的影响,从而揭示家庭语言政策在华文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家庭语言政策实际上是华文教育的原生驱动力。今后在华文教育规划和政策实施中,应当在促进华人华侨家庭的语言意识、增加面向华侨华人家庭的华文教育资源供给以及加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等方面有所侧重。本文也为在强势语言环境下开展弱势语言教育提供借鉴和参考。
2019 Vol. 4 (4): 81-89 [摘要] ( 33 ) HTML (1 KB)  PDF  (0 KB)  ( 242 )
90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介评
董希骁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7
导读: 当语言为国家利益服务时,它就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国家语言能力也因此成为国家软、硬实力(李宇明2011a)的重要体现。2018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秋芳与张天伟共同完成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书在述评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和阐释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体系,并基于中美对比,为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建议。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以美国为样本,综合中外学者的观点,定义和阐释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并为其构建了理论体系。基于这一体系,作者依据既定的评价指标,按“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5个分项对中美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加以分析和对比,揭示中国当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作为国际上该领域的首部专著,该书通过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阐释,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助于提升中国各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家语言能力。
2019 Vol. 4 (4): 90-96 [摘要] ( 40 ) HTML (1 KB)  PDF  (0 KB)  (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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