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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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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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卷 3期刊出日期：2021-05-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中国语言研究的两大战略导向
		张振兴
		导读: 研究语言的人应该知道三句话。第一句话：语言是一种资源。它可以转变为财富，可以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第二句话：语言是文化之根。离开了语言，一切的人类文化事实上都可能是不存在的。第三句话：语言是民族之魂。对于一些民族来说，没有了自己民族的语言，其整体民族性就可能完全瓦解或消失。由此可见语言的高度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对于很多国家和民族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2021 Vol. 6 (3): 1-1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26 )

	5	语言跨界谈：电影艺术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卢　奇，郭凯敏，刘之冰，臧金生
		导读: 我对语言的兴趣源于小学语文课上的一次课文朗读。课文是一篇用拟人手法讲述牛、羊、鸡等在一起的寓言故事，老师要同学们举手，模仿动物朗读课文。我一向不喜欢语文，语文课上从不举手。但是许多同学都读得令人啼笑皆非，当时我想，我要是读，肯定比他们好。我的父母都是重庆市文化局的干部，那时文化生活很单调，最好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重庆文化局每周都要内部放映两场电影，电影里的各种人物形象、动物形象都时常在脑海中浮现。没想到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突然点名让我起来朗读。我十分紧张，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鼓足勇气，定了定神，开始朗读。我把老牛的声音读得低沉浑厚，像粗壮的老者，把小羊的声音读得像貌美的少女，把小鸡的声音读得像活泼的小孩。现在回想起来，那是非常幼稚的表演，没想到居然得到了老师高度的肯定和表扬，说我声音好，口齿清楚，还会表演。这使我受宠若惊，自信心大增！从那时起，我对语文课和语言表达产生了兴趣，开始自觉地朗读各种课文。后来老师又推荐我到学校诗歌朗诵队，学校又推荐我到重庆少年宫诗歌朗诵队。自此，我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语言真实再现对角色塑造的重要性 / 卢　奇浅谈影视作品中的几个语言问题 / 郭凯敏语言的精准塑造是艺术形象精准呈现的先导 / 刘之冰用“三位一体”创造自己的朗诵风格 / 臧金生
		2021 Vol. 6 (3): 5-11 [摘要] ( 19 ) HTML (1 KB) PDF (0 KB) ( 196 )

	12	主持人语：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语言研究的三大取向
		沈　骑
		导读: 1859年，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北部一座叫作比亚列斯托克的城市，这是一座聚居着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多语城市。柴门霍夫见证了欧洲在工业革命与科技发明推动下，人口流动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步繁荣发展起来的过程。当时的欧洲城市，在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之后，正日益彰显出国际化城市海纳百川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与财富的新姿态。但正当普罗大众沉浸在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中时，柴门霍夫却从自己幼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城市中多语交际和沟通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创立并推广世界语（Esperanto）方案的重要动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柴门霍夫应是最早致力于研究并解决城市多语问题的语言学家。
		1859年，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北部一座叫作比亚列斯托克的城市，这是一座聚居着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多语城市。柴门霍夫见证了欧洲在工业革命与科技发明推动下，人口流动与贸易往来日趋频繁，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逐步繁荣发展起来的过程。当时的欧洲城市，在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之后，正日益彰显出国际化城市海纳百川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人类社会文明与财富的新姿态。但正当普罗大众沉浸在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中时，柴门霍夫却从自己幼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城市中多语交际和沟通问题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创立并推广世界语（Esperanto）方案的重要动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柴门霍夫应是最早致力于研究并解决城市多语问题的语言学家。
		2021 Vol. 6 (3): 12-13 [摘要] ( 13 ) HTML (1 KB) PDF (0 KB) ( 146 )

	14	新冠疫情中上海危机沟通语言管理过程研究
		郑咏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1
		导读: 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和跨国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流动和文化混杂成为当今全球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挑战。自然灾害、战争、恐怖袭击和公共卫生危机等的暴发，都有可能在多语言和多文化的国家、地区造成沟通不畅，社会混乱（Cadwell & O’Brien 2016）。国际化大都市在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危机时，如何确保来自多语多文化背景的社会族群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是对城市语言管理体系的重大考验。2020年初暴发的新型冠状肺炎病毒全球大流行凸显了应急语言能力在国际化大都市疫情防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应急语言服务应被视为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语言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骑，康铭浩2020）。
		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已有多语种公共信息服务，但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无法满足防控需求，大批本地高校外语院系学生志愿者投身到危机翻译活动。对志愿者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危机沟通主体（包括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和多语翻译志愿者）发挥能动性，自下而上地推动了注意→评估→调整与实施→反馈的危机沟通语言管理过程，共同塑造了多个嵌套、迭代的过程循环；同时揭示了英语单语主义意识形态和城市多语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凸显出微观个体能动性和宏观社会结构的辩证互动。建议建立制度保障城市危机沟通语言管理，扩大城市多语种能力储备，匹配个体能动性和基层现实需求。
		2021 Vol. 6 (3): 14-24 [摘要] ( 17 ) HTML (1 KB) PDF (0 KB) ( 120 )

	25	从“农民工”到工人——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
		董　洁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2
		导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深，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进城务工人员达到2.9亿，占全部劳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当前的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数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具有在城市中生活时间较长、在城市建立家庭并养育子女等特点，早已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人口农闲时进城务工、农忙时回乡耕种的“农民工”了。而且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城市中出生并成长的“打工二代”，对于城市生活比乡村生活更为熟悉。然而，由于大多数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仍然是“农民”，因此传统上常被称为“农民工”或“民工”。虽然这一称谓有其实用性，而且已经在生产生活、新闻报道、学术研究等领域广泛使用，但是许多人并不认同“农民工”这一身份标签，认为这个标签隐含了“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的过渡性身份（De Fina et al. 2006；Dong 2020）。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的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虽然他们多从事与工业和服务业相关的工作，但户籍上登记的身份仍是“农民”，因此传统上常被称为“农民工”。然而，许多人并不认可这一身份称谓，认为它反映出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艰难处境。对北京东部一个流动人口社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发现，城乡劳动力人群在努力摆脱“农民工”这一称谓，他们的子女对城市具有较高的认同，但是他们常常被社会以多种方式进行区隔。对其语言使用和身份认同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探讨城乡劳动力人口的“工人”身份构建，可以看出深度城市化是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虽然流动人口返乡进行新农村建设是城乡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大部分选择留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劳动力人口的市民化以及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人身份构建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命题。从“农民工”到工人，城乡流动人口自身和整个社会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21 Vol. 6 (3): 25-34 [摘要] ( 31 ) HTML (1 KB) PDF (0 KB) ( 120 )

	35	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
		尹　悦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3
		导读: 根据张文宏（2017）的划分，城市新移民可分为4种类型：劳工型、智力型、投资型和政策型。智力型新移民，又称“知识型新移民”，具有以下几个普遍特征：学历较高、较为年轻（20～50岁）、技术性人才为主、职业稳定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智力型新移民正是这支队伍的主体，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生代力量。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实施，中西部许多省份都将人才视为第一竞争力，积极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优化人才环境。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比，中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和经济强市，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及生活成本软环境等方面有许多相对优势。目前，中国知识型、技术型人才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区域流动特征，即从北上广向二线城市迁移。智力型新移民群体是中国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调查其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可以预测中国二线城市未来的语言生态，为国家与城市语言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理清智力型新移民群体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而采取相应的语言规划，有助于加快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助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对郑州市智力型新移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进行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发现普通话能力在智力型新移民城市融入的初级阶段，特别是低收入阶段，影响非常显著，而随着收入区间的提高，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但普通话能力对其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同一方言区内，城市方言能力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融入影响不显著，但对其心理融入影响较为显著；语言使用偏好（即语言选择）对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影响非常显著，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城市融入度相对较高。建议鼓励新移民多使用普通话，加强对低收入行业的大龄男性群体及非中原官话区的精准推普工作，加快对二线城市新移民的语言需求调查，制定相关对策，助力新移民的城市融入。
		2021 Vol. 6 (3): 35-44 [摘要] ( 16 ) HTML (1 KB) PDF (0 KB) ( 113 )

	45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语言服务
		郭书谏，沈　骑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4
		导读: 智慧城市（Smart City）最早由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提出，旨在应用技术手段让城市更加高效地运行，节约资源并改善市民生活质量（许晔，郭铁成2014）。近10年来，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日益成为未来城市建设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互联网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成为新时期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战略方向。
		智慧城市是当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趋势。当前智慧城市语言服务具有语言服务数据化、计算机中介交流普遍化和人机耦合三大特征。语言数据对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但受限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行业标准和立法限制等问题，仍然是城市大数据的孤岛。故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增强语言数据收集、研究、使用的制度设计，鼓励语言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研究和应用。同时，语言产业的一系列转型，要求进一步关注、研究这一过程中数字化鸿沟、垄断、机会不公平等可能存在的问题。应重视语言服务“技术化”，同时坚守价值评判的“人文性”，关注城市市民特别是弱势人群的数字化生存处境。
		2021 Vol. 6 (3): 45-54 [摘要] ( 21 ) HTML (1 KB) PDF (0 KB) ( 117 )

	55	在京老年流动人口语言调查
		范娟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5
		导读: 中国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一部分处于流动状态。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00年老年流动人口规模为503万，2015年增加至1304万，年均增长6.6%。显然，老年人口流动现象已成为社会常态。
		老年人口流动现象已成为社会常态，但学界对老年流动人口语言状况的研究较少。对在京非务工经商型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社会认同进行调查及访谈，发现融入北京意愿、受教育程度、学说普通话的起始时间对老年流动人口的语言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老年流动人口来京后，语言能力显著高于来京前，在各种场域中使用普通话的频率都有所增高。老年流动人口对“乡音”的情感已经与普通话无明显差别。在京老年流动人口有其独特的语言特质，社会融入度与其普通话测试水平呈反向关系，而语言态度、身份认同度、来京时长则无显著影响。来京后的老年流动人口有着一致的语言认同，有共同遵守的语言规范，初步形成老年流动人口言语社区；城城流动与乡城流动形成了老年流动人口的子社区及相应的子言语社区。
		2021 Vol. 6 (3): 55-67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15 )

	68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多人谈
		钟宁桦，吴　越，党兰玲，俞玮奇，王海兰，韩　晗，葛金华，郭家堂
		城市语言治理的经济学视角 / 钟宁桦，吴　越要重视多向度构建城市和谐语言生活 / 党兰玲我国大城市涉外语言治理能力亟须提升 / 俞玮奇深圳“双区驱动”，需要做好城市语言建设 / 王海兰城市化进程更应坚持母语自信 / 韩　晗城市化语境下方言研究急需多元交织转向 / 葛金华城市语言治理需服务国内大循环 / 郭家堂
		2021 Vol. 6 (3): 68-75 [摘要] ( 18 ) HTML (1 KB) PDF (0 KB) ( 139 )

	76	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问题
		文秋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6
		导读: 学术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是国家民族精神和文化影响力的标志（余波，宋艳辉2021）。近年来讨论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很多，有的讨论其定义（例如郑杭生2011），有的阐述其重要性（例如胡钦太2013；沈壮海2016），有的总结西方学术话语权构建的路径和策略（例如赵春丽2020），但探究其中语言权力的论文比较鲜见。似乎学术话语权只与表达内容有关，与语言形式无内在联系，这种看法明显不符合逻辑。学术话语权的表达工具是语言，将语言搁置一边，何谈一个国家的学术国际权力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鉴于此，本文将讨论两个主要问题：（1）学术国际话语权中是否应包括语言权？（2）如何提高我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中文地位？
		近年来有关学术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很多，但鲜有涉及语言权问题，主要原因是学术权力与语言权力重叠，导致语言权力被“遮蔽”。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学术创新、强势英语、传播平台、学术影响”这四大因素形成循环，产生马太效应，导致学术权力和语言权力不知不觉地合二而一，相互强化，形成学术-英语霸权复合体。国家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是影响学术国际话语权中的语言权的宏观因素；学术语言政策和学者对语言权的意识则是中观因素。当前我国已具备提升中文国际影响力的宏观基础。中国学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必须首先觉醒，行动起来，为中文在国际学术领域中争得应有地位。建议在三方面采取行动。（1）制定明确的学术语言政策，力争用30年使中文成为世界第二通用学术语言；（2）提高中文学术创新能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3）政府和学者协同发力，实现国内外创新知识同步双循环。
		2021 Vol. 6 (3): 76-85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40 )

	86	汉语研究的当代观和全球观
		游汝杰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307
		导读: 近年来对改革开放以来海内外汉语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新词语词典，主要有：《新华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3），《当代汉语词典》（中华书局，2009），邹嘉彦、游汝杰编著《全球华语新词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0），亢世勇、刘海润主编《新世纪新词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李宇明主编《全球华语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16）。二是综合研究，主要有：刁晏斌《新时期大陆汉语的发展与变革》（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陈晓锦《东南亚华人社区汉语方言概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三是有关“当代汉语”的定义、内涵和研究价值的专题讨论，主要有：游汝杰《当代汉语国际观》（“汉语国际化的契机和挑战国际研讨会”论文，2012，香港教育学院），刁晏斌《试论“当代汉语”》（《河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的汉语可以称为“当代汉语”，当代汉语在语音、造词法、词类、句式和语言功能等方面与所谓“现代汉语”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大量“无方言族”。在当代汉语阶段，海外各地华人的民系结构及语言种类结构发生很大变化，汉语国际化的历史进程大大加快，同时由于海内外华人和华语互相接触、交流空前频繁，海外的汉语方言与国内一样，呈萎缩的趋势，世界各地华语差异逐渐缩小，有互相融合的趋势。研究汉语和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的视野也应该更加开阔，应扩大到全球各地的汉语及其方言。今后的汉语研究须有当代观和全球观。
		2021 Vol. 6 (3): 86-96 [摘要] ( 16 ) HTML (1 KB) PDF (0 KB)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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