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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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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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卷 5期刊出日期：2021-09-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语言是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孙宏开
		导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开始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费什曼就在语言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谈到语言濒危的语种、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对待濒危语言等问题。到了90年代，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2003年3月，首届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在巴黎召开，就濒危语言的定义和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等进行了讨论，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濒危语言行动计划的宣言》。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讨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问题，形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凡是签字国都要在自己的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抢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濒危语言问题开始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重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费什曼就在语言社会学杂志上发表重要文章，谈到语言濒危的语种、发展趋势，以及如何对待濒危语言等问题。到了90年代，濒危语言问题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2003年3月，首届全球濒危语言专家会议在巴黎召开，就濒危语言的定义和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等进行了讨论，还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濒危语言行动计划的宣言》。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会讨论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抢救问题，形成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凡是签字国都要在自己的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抢救。
		2021 Vol. 6 (5): 1-1 [摘要] ( 14 ) HTML (1 KB) PDF (0 KB) ( 113 )

	5	语言事业百年谈（续）
		卢戆章，梁启超，王　照，吴稚晖，章炳麟，劳乃宣，胡　适，刘　复，胡愈之，魏建功，丁声树，李　荣，方光焘，叶圣陶，清格尔泰，王　均，郭沫若，赵元任，张志公，叶籁士
		导读: ［编者按］继上期“语言事业百年谈”，本刊进一步辑录百多年来中国知识界有关文字改革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言论，以期呈现知识界从希望改革文字以普及教育、智民强国，到实事求是、客观科学地认识汉语汉字，并将语言事业的重点转向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大致脉络。

		2021 Vol. 6 (5): 5-9 [摘要] ( 16 ) HTML (1 KB) PDF (0 KB) ( 119 )

	10	主持人语：中国语言生活学派与世界语言生活
		高雪松
		导读: 经过语言学人15年来的不懈努力，语言生活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中国语言研究的语境中，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提出了“语言生活”的9个范畴，即“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如语言接触、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调查等，也包含语言规划、语言学习、语言技术的应用等。与基于西方学界学术传统而形成的碎片化、批判性的概念和理论相比，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本土语言研究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原创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特色鲜明的系统性和建设性。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总结“语言生活派”十年研究，强调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不仅包括文字，也包括语言知识和语言技术”。语言生活内容覆盖了语言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运用、学习和研究。宏观的语言生活通常发生在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如通过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等举措来推动文化传承，维护国家统一，并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往来等。中观的语言生活则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各个社会领域或地域，如行业领域的语言规范制定和领域语言能力培养，也包括国家内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和方言等议题。微观的语言生活和个人息息相关，如家庭环境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或是特别不同人群对语言使用的特殊需要（例如聋哑人士的手语学习）。近年来，由于国际语言学界越来越意识到西方各类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理论视野的局限，一些语言学者开始推动各类理论的整合，如The Douglas Fir Group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希望能将不同语言学人的研究有机结合，通过对语言使用、学习的系统研究来促进社会的完善和进步。与之相比，中国语言学人则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对语言使用、学习和研究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整合，那么通过研究来实现语言生活的进步依然是镜花水月。
		经过语言学人15年来的不懈努力，语言生活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在中国语言研究的语境中，李宇明《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提出了“语言生活”的9个范畴，即“语言运用、语言知识的运用、语言技术的运用、语言学习、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术的学习、语言研究、语言知识的研究、语言技术的研究”。这个理论体系不仅包括社会语言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如语言接触、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语言调查等，也包含语言规划、语言学习、语言技术的应用等。与基于西方学界学术传统而形成的碎片化、批判性的概念和理论相比，中国语言生活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对本土语言研究工作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原创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特色鲜明的系统性和建设性。
		2021 Vol. 6 (5): 10-11 [摘要] ( 17 ) HTML (1 KB) PDF (0 KB) ( 137 )

	12	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完善与研究实践
		张天伟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1
		导读: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它与国家语言实力、国民语言能力以及公民个人语言能力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美国学者Brecht & Walton（1993）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将其定义为“国家应对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此后，Brecht & Rivers（2000，2005，2012）陆续阐释和完善了这一观点。国内李宇明（2011）、文秋芳等（2011）、赵世举（2015）、魏晖（2015）等也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国内外一些学者围绕这一主题，从理论建构、宏观思考、分项能力、具体项目和国别区域等不同维度进行了研究，详见文秋芳、张天伟（2018），文秋芳（2019）的述评。
		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依据客观数据，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分析方法，将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中的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5个一级指标进一步完善为12个二级指标和26个三级指标，将世界各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差异以量化形式直观呈现；据此体系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经济实力紧密相连，世界各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形成了呈金字塔形分布的3个层级，美国、中国和英国占据塔尖；5个一级指标中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和拓展能力对整体国家语言能力影响更大；而中国在语言研究、语言教育、语言产业和学术话语方面还需继续努力，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
		2021 Vol. 6 (5): 12-24 [摘要] ( 15 ) HTML (1 KB) PDF (0 KB) ( 184 )

	25	政民交流的国际平易语言运动述评
		熊文新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2
		导读: 在政务领域，采用表述平实、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13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就要求大臣提交的书面文本必须做到语言平易明晰（Aspery 2006）。一般认为，20世纪60～70年代英语国家面向民间的政务交流真正推动并实践了平白晓畅、易于理解的“平易语言（plain language）运动”（Goodman & Petelin 2010）。自此以后，有关平易语言的界定、实施与评价的讨论，一直是国际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已有推进平易法律语言国际协会“明晰”（Clarity）、国际平易语言协会（Plain Languag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PLAIN）等行业组织，致力于团结政府部门、咨询服务机构及个人，通过开展平易语言写作培训，每两年召开国际会议讨论交流共同关注的问题，定期出版期刊推进理论探讨和实践进展等方式，推动了平易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发展。
		平易语言是一种根据交际对象的语言实际而有针对性地调整语言使用的交际策略及结果，在政府组织机构面向民间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时具有重要意义。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开放透明政府建设的追求是国际平易语言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推动力。通过回顾国际平易语言运动在政务领域的产生背景及发展进程，在简介此前业界有关平易语言优劣争议及认定的基础上，从侧重动态过程还是静态产品、关注交际对象还是交际文本等不同维度对平易语言的界定及其属性进行了新的阐释。结合平易语言运动的终极目标和政民互动交流方式手段的变化，建议：关注平易语言的施用场景，做到有的放矢；完善平易语言的创作标准，优化评价指标；重视平易语言的组织实践，推动体制保障。
		2021 Vol. 6 (5): 25-37 [摘要] ( 30 ) HTML (1 KB) PDF (0 KB) ( 112 )

	38	去殖民化理论视角下的新西兰语言生活研究
		王丹萍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3
		导读: 近年来，西方人文学科开始出现“去殖民化转向”的呼声（Pennycook & Makoni 2019：19）。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意图将世界知识生产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顾明栋，彭秀银2021），建立以本土知识为基础的非排他性多元知识体系。当下语境的去殖民化理论不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去殖民统治，而是强调从认识论角度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性（Mignolo & Walsh 2018），批判西方价值观对多元文化发展的禁锢，摆脱英语霸权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压制，释放多元文明共存的空间，使世界更加多元、平等、包容。
		去殖民化理论近年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强调从认识论角度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性，并用替代性知识生产模型来应对认知上的不平等。去殖民化理论揭示英语霸权对世界语言多样性的压制，批判英语单语主义常态化导致的外语学习危机。去殖民化理论视角对我们深入了解西方社会的深层矛盾至关重要。新西兰在去殖民化理论建设与实践方面是众多西方国家的典范，其原住民语言复兴与认识论复兴的经验值得借鉴。毛利语和毛利认识论在原住民与西方殖民者的不断斗争中得以艰难传承，成为当今新西兰教育体系与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语言生活面貌呈现出超语实践特征，是新西兰语言生活的特殊标志。新西兰去殖民化理论的视角和实践经验，对未来本地中文教育及本地华语教育与传承研究均有重要启示。
		2021 Vol. 6 (5): 38-48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34 )

	49	阿拉伯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成效与问题
		廖　静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4
		导读: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化对世界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际交往日益频繁。22个阿拉伯国家地处三大洲（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之地，包括位于西亚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卡塔尔等12个国家和位于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10个国家。自古这里就云集了使用各种语言的人，如今这里的语言生活更是多语并存。针对这一现状，阿拉伯各国政府根据本国特点，逐步确立了以母语为主、多门外语兼修的多语教育政策，即一方面确保母语阿拉伯语在社会语言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将以英语/法语为代表的多外语教学写入本国教育规划，以此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
		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多语并存的阿拉伯社会。针对阿拉伯世界的多语语言生活现状和融入全球化的现实需求，阿拉伯各国政府根据本国语言生活特点，推行了一门外语为主、多门外语为辅的多语外语教育政策，且普遍使用外语作为理工科类课程的教学媒介语，旨在充分发挥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保障母语主体地位的同时提高国家外语能力。阿拉伯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提高了国民语言能力，但国家对语言工具性功能的狭义理解造成外语教育政策中阿拉伯语学术化的目标无法实现。同时，阿拉伯国家缺乏专设的语言机构做统一规划，也导致语言政策中母语文化认同的目标没有实现。有鉴于此，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应在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同时服务于中文传播；强化统一专设机构在国家语言生活治理中的地位，全面平衡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的关系；中文在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可以积极融入当地的多语和多元语言生活，突出语言的工具性价值。
		2021 Vol. 6 (5): 49-59 [摘要] ( 18 ) HTML (1 KB) PDF (0 KB) ( 129 )

	60	以色列外来移民希伯来语教育的实践和意义
		安娜·古列维奇，尹　莉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5
		导读: 语言是凝聚一个民族的重要手段。在祖先生存过的土地上讲祖先所讲的语言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和发展国家的重要动力。希伯来口语作为古代犹太民族的通用语言曾经消逝了近两千年，又在犹太民族主义和建国热忱中奇迹般复活。自20世纪以来，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犹太人陆续迁入以色列，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复国追求，但语言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对于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希伯来语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重塑民族认同和构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手段，又为新移民提供了现实生活中彼此沟通、快速融合的必要工具。以色列在国家层面对希伯来语教育投入了巨大努力和科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功。希伯来语教育不但有效帮助了新移民快速融入国家，而且推动了国家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色列国建立后，语言背景各异的移民大量涌入，以色列政府对他们的希伯来语教育不仅使他们快速融入新国家，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而且复活了消逝近两千年的希伯来语口语，成就举世瞩目。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国家整体规划和微观指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教育政策大致经历了从“希伯来语单语教育”阶段到“以希伯来语为核心的多语言教育”阶段的演变，教育实践则以注重实用、灵活和科学为特点。以色列对外来移民的希伯来语教育启发其他国家：对于第二语言教育，国家层面要做好教育规划，教学实践则应重视日常应用和游戏对第二语言早期发展的促进作用，制定基于科学的第二语言读写教育方案，注重儿童元语言意识的培养。
		2021 Vol. 6 (5): 60-68 [摘要] ( 19 ) HTML (1 KB) PDF (0 KB) ( 119 )

	69	“世界语言生活”多人谈
		赵蓉晖，王　辉，王宇波，英格丽德·皮勒，安德鲁·穆迪，祝　华，李　佳，张　洁
		导读: 随着国际化进程持续发展，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也伴随着国际责任和风险的同步增加而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对我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大势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代世界语言生活的五大主题 / 赵蓉晖非洲语言多样性给新冠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 王　辉新冠疫情影响改变了法国语言生活方式 / 王宇波澳大利亚多语环境下的危机沟通面临挑战 / 英格丽德·皮勒语言生态及其规划研究 / 安德鲁·穆迪加强对来华留学生语言生活的研究 / 祝　华瑞丽为边境口岸应急语言服务建设提供示范 / 李　佳，张　洁
		2021 Vol. 6 (5): 69-76 [摘要] ( 16 ) HTML (1 KB) PDF (0 KB) ( 117 )

	77	从语言的“多声性”看“假装”句的解读歧异
		袁毓林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6
		导读: 李新良、袁毓林（2016）讨论过汉语反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特别是“假装”类动词跟其他反叙实动词不同的语义表现：其宾语在有些情况下是假的（如：假装害怕⇒不害怕），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是真的（如：假装摔倒⇒摔倒了）。文章指出，“假装”类动词的宾语的真假，跟宾语的情状类型直接相关：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为真；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为假。该文还基于“假装”的概念结构，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对这种相关性进行了解释：“假装”类动词的宾语既可以表示主体故意发出的假动作（真的发生了，用动作类动词表达，如“摔倒”），也可以表示主体通过假动作而制造的假象（虚假的表象，用状态类动词表达，如“害怕”）。说话人对假装行为的动作（能指）和假象（常规所指）进行有选择、有侧重的语言编码，造成了“假装”类动词宾语的或真或假，以及相应动词在情状类型上的差别。
		新闻标题“王思聪假装在奋斗”能否推出“王思聪在奋斗”？12位接受调查的研究者对这个句子的语义解释及动词“假装”的叙实性有3种不同的意见：（1）“王思聪在奋斗”为真，即“假装”为叙实动词；（2）“王思聪在奋斗”为假，即“假装”为反叙实动词；（3）“王思聪在奋斗”真假不定，即“假装”兼属叙实动词与反叙实动词。文章引入巴赫金的“多声性”概念，并用话语评价理论介入子系统中的“借言”及其类型作为理论框架，分析了上述标题的新闻文本的正文；特别是离析出“指导性声音”及其所引用的“支持性声音”和“反对性声音”，说明话语中相关的多种声音之间的对话和辩论。接着，从语言的“多声性”及其辩论性（对话性）、未完成性（开放性）的角度，剖析上述标题句子包含的多种声音及其辩论关系和对话的未完成性，以此说明“假装”句语义解读的歧异性和开放性的根源在于，“假装”句恰好处于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识相互交往的连接点上，所以并不一定揭露真相或昭示真理（或判定真假），由此进一步讨论“假装”的概念结及其语用上的多域性。
		2021 Vol. 6 (5): 77-90 [摘要] ( 20 ) HTML (1 KB) PDF (0 KB) ( 142 )

	91	何为“隐性语言政策”？
		方小兵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507
		导读: 术语是学科的基础，对核心术语进行辨析是学科建设中难以回避的课题。近年来，“隐性语言政策”成为语言规划领域一个重要概念，使用较繁，但颇多混淆不清。清晰阐释这一术语，对于区分一系列相关概念，构建逻辑更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学，具有重要意义。
		隐性语言政策是没有显性文本或话语依托，而在语言生活中表征为某种实践机制的语言政策。通过术语辨析，发现：（1）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视作隐性的政策，因为语言政策必须有可依附的实体机制；（2）微观语言政策是就政策的层次和规模而言的，在形式上可以是显性的,因此不一定是隐性语言政策；（3）隐秘语言政策可以拥有显性的法律文本，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被有意遮掩起来，也不等于隐性语言政策；（4）显性和隐性并不是一分为二、截然对立的，而是一个连续体。许多语言政策实际上是介于隐性和显性之间的。
		2021 Vol. 6 (5): 91-96 [摘要] ( 257 ) HTML (1 KB) PDF (0 KB)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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