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语言研究，必须力求穷尽地占有语言事实。
笔者写过《方位结构“X 里”和“X 中”》一文（《世界汉语教学》1996 年第4 期）。文章指出，有三种意义，适合于用“里”，不适合或不怎么适合用“中”。其一，等同义。比如：四下里＝四下。其二，指代义。比如：“乡里同意了。”（“乡里”指乡干部。）其三，划界义。比如：“张三站在大门里，盯着在外面劈柴的李四。”（“大门”是划界的事物；“大门里”是指以大门为参照物的院子里头或房屋里头。）

经过百余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形成、发展并逐步普及，同时建立起包括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教材辞书和研究、推广机构的语言维护系统。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国家通用语，在国际上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其功能在不断扩大，其使用的领域和地域在不断拓宽，其语言威望在不断提升。当然，普通话在推广和使用中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出现一些新问题。今年是国务院推广普通话指示颁发60 周年，也是清朝学部决议《统一国语办法案》105 周年。本刊特重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组织一批专栏文章，以回顾过往，瞻望未来，以纪念推广普通话60 周年。

香港回归以后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居民的语言生活，以及人们对各种语言使用和推广的态度。“两文三语”既是香港语言现象的概括，也被视为香港的语言政策；但是对于“两文三语”在不同场合所指向的具体内涵，人们有时候有不同的理解，并因此而引发了一些争论，例如有关法定口语的争论、母语教学的争论，以及近年备受关注的用普通话教中文的争论。本文尝试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做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借此检视一下人们对“两文三语”格局的不同诠释如何影响普通话在香港的使用和推广；同时对未来如何为普通话定位提出一些看法。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有没有出现“欧化”，“欧化”在近代汉语中是个别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则是普遍现象。“欧化”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文最早的“欧化”源自西方传教士。大量发行的教会出版物，尤其是《圣经》的官话译本，是“欧化”白话文本的典范，推动了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也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形成。传教士是最早认识到中国即将发生白话文运动的学者，他们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生。这一历史事实得到过周作人、沈从文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承认。

随着普通话在海外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海外华人社区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郭熙 2004），即华语。华语不同于海外华人所使用的闽、粤、客等方言，也不完全等同于大陆地区的普通话，它是“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全球性称谓”（郭熙 2004），所以它比普通话的使用地域更广，包容性更强。
随着华语各个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范围内华语词汇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 2010）是第一部由各地华人学 者共同编写的、全面介绍华语社区词的词典，它“忠实记录当代各地区华语词语的时态，为汉语史研 究提供宝贵资料，从内容到体例都具开创性”（陆俭明 2011）。该词典“将大大促进各地华人交流与沟通，更有利于汉语走向世界，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习汉语，有助于各华 人社区的话语相互吸收，进而丰富华人的共同语”（陆俭明 2011）。陆俭明先生的评价是对《全球华语词典》性质与功能的学术角度的、客观公允的赞扬。这里我们将从使用者的角度探讨一下它在性质与功能上有哪 些新要素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