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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出版: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编辑:《语言战略研究》编辑部
国际刊号:ISSN 2096-1014
国内刊号:CN 10-1361/H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36号
邮编:100710
电话:010-65219060;65219062
E-mail:yyzlyj@c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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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发代号:82-104
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定价:19.00元
2024年 9卷 3期
刊出日期:2024-05-10

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研究
1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模式与新旧理论之间的关系
徐 杰
导读: 语言学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基本模式,其一是技术更新换代,其二是目标重新设置。前者指的是在不改变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前提下对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改善升级,更新换代;而后者则是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本身的重大改变甚至重新设定。如果属于技术更新换代,更先进的新理论体系一定会取代旧有的理论体系。而如果属于对研究目标的重新设置,新理论不会取代旧理论,新旧理论往往会分道扬镳,各走其路。
2024 Vol. 9 (3): 1-1 [摘要] ( 4 ) HTML (1 KB)  PDF  (0 KB)  ( 16 )
5 主持人语 语言研究需要新质生产力
王春辉
导读: 从农业社会开始,人类就开始了对于语言的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文法研究、语言哲学研究的漫长时期;进入工业社会,历史比较语言研究、结构主义语言研究、功能主义语言研究、形式主义语言研究此起彼伏、相映成趣;计算机和互联网出现后的信息社会,计算语言研究、语料库语言研究、新媒体语言研究、数理语言研究、网络语言研究等应运而生;当下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社会,数字语言研究等开始萌芽。
2024 Vol. 9 (3): 5-6 [摘要] ( 6 ) HTML (1 KB)  PDF  (0 KB)  ( 16 )
7 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时代的语言生活
王春辉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1
导读: 1950年,两位思想者相继发出了关于技术与人类关系的新思考。在6月的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说道:“对人类的威胁不只来自可能有致命作用的机械和装置。真正的威胁已经在人类的本质处触动了人类。”(马丁·海德格尔2005:28)10月,图灵(Turing 1950:442)在《计算机器与智能》一文中说道:“然而,我认为本世纪末,由于词汇用法会有较大的变化,总体的文化思想也会改变,届时当我们谈到机器会思考时将不会再被反驳。”70多年后的今天,正如两位思想者所料,到底什么是“人”,到底哪个是“我”,现实与虚拟、真实与虚假的界限在哪里,对于类似的基本问题,人类的观念和认知正在悄然演变。
地球似乎正在加速进入一个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三人”共生的新时代。总体上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新形态和新特征,相应地,语言生活也正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语言运用方面,产生了“自然人‒数字人”“数字人‒数字人”“机器人‒数字人”“自然人‒机器人‒数字人”这4种新形态;在语言学习方面,“三人”各自的语言学习与机器人和数字人助力自然人学习遥相呼应;在语言研究方面,新数据、新方法、新思想星火萌发,语言资源学、数字语言学等新兴交叉方向似乎正在加速成形。未来的语言研究,需要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依托整体性视角和系统性思维,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助力。
2024 Vol. 9 (3): 7-16 [摘要] ( 7 ) HTML (1 KB)  PDF  (0 KB)  ( 14 )
17 手语数字人研发现状与思考
郑 璇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2
导读: 截至2020年,全球已有逾15亿人听力受损,其中4.3亿人存在中度或中度以上的听力损失,需要得到康复服务。中国现有听力残疾人口2054万,每年新生儿童中约2.3万患有听力障碍。虽然并非所有听障者都依赖手语作为沟通手段,但因我国人口基数大,手语使用者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手语是聋人的主要沟通语言之一,手语翻译是听障人群语言服务的“刚需”。然而,目前国内手语翻译行业尚未完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开办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仅有5所,专职手语翻译罕见,医疗、法律、教育等专业领域的传译人才更为稀缺(郑璇2020)。此外,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人手语翻译服务很多时候不能随时随地获取,无法满足广大聋人的沟通需求。在供需如此不匹配的大背景下,将人工智能作为解决方案似乎成为了时代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多家公司都推出了手语数字人产品,并将其功能向社会开放。
无论中外,为听障人群提供手语相关服务都得到大量政策法规支持,巨大的需求使得人工智能成为解决供需矛盾的时代选择。当前,中国在手语数字人研发领域已领先于世界,众多手语数字人产品已在电视新闻、公共服务、重大赛事活动、聋校教学等场景落地应用,但聋人社区和手语翻译业界对此却不乏质疑、反感甚至阻抗。其原因在于:(1)研发人员对手语的独特语言特性缺乏认知;(2)高质量的海量手语语料难以获取;(3)现有技术水平无法匹配聋人用户需求,生成的手语可懂度低,且表情与口动难以做到仿真;(4)聋人对技术的评价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建议对行业加强规范治理,重视潜在的伦理风险,确保聋人用户的诉求得到满足,建立跨界合作联盟以驱动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4 Vol. 9 (3): 17-28 [摘要] ( 5 ) HTML (1 KB)  PDF  (0 KB)  ( 12 )
29 数字时代语言产业的演进与思考
姜国权,刘雪鸥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3
导读: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首先需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切实以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信息空间、语言智能和物联网高速发展的新时期,语言将承担起“万物关联对话”的任务,语言产业将成为数字经济的一根支柱(李宇明2020)。
在数字时代,语言产业不仅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益,而且具有服务社会语言生活的社会效益,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在技术驱动和数据驱动的不断推动下,语言产业发展呈现出宏观发展方略化、语言资源数据化、语言技术智能化、产业业态融合化、服务模式多样化、辐射范围全球化的演进特征。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技术领先,人才建设受到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巨大市场,中国语言产业面临如此机遇,发展前景广阔;但也存在明显不足:语言产业领域相关标准规范欠缺,语言资源开发力度不足,高层次职业人才资源供给不足,产业规模化程度有限,产业内部业态发展不平衡。对此给出对策:加强政策引导,响应市场需求;突出数字驱动,培养行业人才;推进产业转型,深化产研结合;推动产业集约,组织分工协作;着重服务民生,扩大对外开放。
2024 Vol. 9 (3): 29-37 [摘要] ( 7 ) HTML (1 KB)  PDF  (0 KB)  ( 10 )
38 论语言智能的治理
饶高琦,周立炜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4
导读: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智能技术离开实验室,全面走进社会,前所未有地丰富了语言生活,但也对原有的语言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王春辉2020,2021)。在智能技术的放大下,社会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剧增,国家语言治理的难度持续加大(王辉,周智婉2021)。智能时代,数据,包括语言数据,已成为新科技发展的关键要素和现代经济的生产要素(李宇明2023)。张凯等(2022)强调,数据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数据“管理”也逐渐走向数据“治理”,既要关注语言数据的数量与质量,也重视治理模式的优化与创新。曹进、赵宝巾(2021)指出,深度伪造信息内容、提取敏感信息等智能应用引起的问题给国家语言安全带来“全新挑战”,在此背景下,语言服务具有极为重要的安全价值。王春辉(2022a)也指出,语言数据安全是国家语言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前语言数据意识和语言数据安全意识不足,语言数据的泛用与确权不明,对语言数据跨境流动关注阙如,语言数据市场安全缺乏评估。2022年年末以来,“柴语生”(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以下简称大语模)产品的发布,更是引起学界对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语言知识与伦理、语言社会传播、语言信息安全、语言使用模式、语言资源保护等问题及治理方案的广泛讨论(肖辛格,等2023;饶高琦2022;令小雄,等2023;张华平,等2023;饶高琦,等2023;王春辉2022b;李宇明,梁京涛2024)。
语言智能在深刻改变语言治理的同时,自身也成为了语言治理的新对象。语言智能的治理,可以以数据和市场为抓手,因为数据是智能技术研发的起点,且直接来源于社会和市场,而市场应用则是智能技术研发的终点,也是研发的最终驱动力。从数据治理来看,语言数据资源决定着语言智能在性能、技术落地、关键领域应用和伦理安全等重要方面的表现,但目前中国很多行业数据化程度较低、数据质量不高,关键领域数据国产化程度有限,且伦理安全的地位亟待提高。从评价治理来看,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组织的技术评测已经成为推动智能技术和产品进步的重要手段,已形成“数据‒技术‒评测”闭环,但中国的技术评测在权威性、影响力、规划和设计科学程度上尚有提升空间。安全治理首先是能力问题,即能力落后于需求;其次是伦理安全问题,集中于语言资源、应用和社会文化方面。因此,语言智能治理首先要以数据为基础,以评测为牵引,提升语言智能能力;其次,要从数据、评测和使用等方面把好安全关,从理念、组织、实施、学科和社会文化等方面把好伦理关。
2024 Vol. 9 (3): 38-48 [摘要] ( 6 ) HTML (1 KB)  PDF  (0 KB)  ( 13 )
49 主持人语 技术革新背景下的词典编纂创新
斯宛·塔普
导读: 词典编纂正在经历“身份危机”。挑战来自3个方面:其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及应用正对词典编纂的几乎每个方面都产生重要影响。其二,词典出版的商业模式逐渐落伍。得益于印刷技术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词典资助出版模式,已不能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发展,作为文化实践的词典编纂正在面临严峻挑战。其三,来自其他类型信息源(如搜索引擎、机器翻译程序及应用)的竞争不断增加。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竞争解读为数字时代背景下用户对纸质词典质量、关联性与可及性的无声批评。词典编纂亟须“革新”,以避免陷入更深的危机。“革新”一词,不仅仅意味着方法与技术的提升,更是指对整个领域的全新变革。从技术赋能词典编纂的角度而言,“技术革新”之于词典编纂,不仅意味着采用新方法和新技术改进编纂过程,也意味着以更新颖、更友好的方式向目标用户呈现词典,还意味着研发全新的词典产品。基于我所参与的数字词典项目,下面从“理念”“实践”与“反思”3个方面与中国同行分享我的认识。
2024 Vol. 9 (3): 49-50 [摘要] ( 5 ) HTML (1 KB)  PDF  (0 KB)  ( 10 )
51 融媒辞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演化
章宜华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5
导读: 融媒辞书是数字化辞书的一种信息组织和出版形式,融媒体是辞书和语言知识的一种外在表现,辞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辞书的核心内容。那么,为什么要凸显这种表现形式,把它命名为“融媒辞书”呢?为什么不是“多媒体辞书”或“全媒体辞书”呢?国际辞书界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版的各种电子化和数字化辞书与融媒辞书又有什么关系呢?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认清当前的辞书出版现状,更好地发展融媒辞书。
为说明这些问题,需要从电子辞书的发展历史和演化阶段来分析辞书与计算机、电子化和数字化之间的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解释它们的演化过程和阶段特征。
从20世纪80年代电子词典出现,到2019年中国辞书学会提出融媒辞书概念,辞书界认识到,辞书从“多媒体”到“融媒体”的演化,不只是“媒体”量的增加,而是涉及媒体与模态之间和模态与模态之间的融合机制等问题;媒体形式的融合应促进模态内容的融合,释义和注释内容的融合才是融媒辞书的核心。模态是被释义词的指称通过认知感官反映在人们大脑中的心理映像,意义在多模态语境中更易于理解。融媒辞书应根据语词释义的需要,把相关的媒介、媒体、模态融合为一体,使之共同参与语义的表征过程,成为重要的释义元素。本文意在厘清融媒辞书的核心内涵、融合要素、融合路径、模态元素和理论基础,将融媒辞书编纂的文本特征概括为:两极化、数据化、模态化、平台化、网络化;并结合实例,从融媒辞书的制作资源、知识文本和数字技术3个方面来考察现有数字词典的融媒特征如何实现及其状况。
2024 Vol. 9 (3): 51-60 [摘要] ( 3 ) HTML (1 KB)  PDF  (0 KB)  ( 10 )
61 融媒词典《JUZI汉语》的研发理念与实现路径
杨玉玲
导读: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媒体融合已成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方式,而辞书作为一种信息储存和传播的载体也必然走上融媒发展的道路。如果说内向型辞书融媒化是科技发展和顺应用户阅读习惯的自然选择,那么,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融媒化则是中国辞书走出国门的必要条件。因为对国外用户而言,无论是拼音检索还是部首检索,难度都远超国人想象(李宇明,杨玉玲2023),传统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始终难以走出国门。这和汉语“应用力”全球排名第二的现实很不匹配。2019年,中国辞书协会提出的“融媒辞书”,使中国辞书看到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曙光,很快引起了辞书学界的积极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李宇明(2019,2020,2022)、章宜华(2019,2021a,2021b,2022)等对融媒词典的特点、理论方法等展开了很多富有启发性和引领性的理论探讨;唐舒航(2021)对融媒词典的编纂出版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解竹(2021)在对已有融媒外向型汉语词典分析的基础上对融媒词典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建议。除理论探讨外,还有一些实践的探索和尝试,如正在研发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亢世勇2020;王兴隆,亢世勇2021)和《JUZI汉语》(杨玉玲2021,2022)。但因融媒词典研发需要较长时间积累,所以汉语融媒词典实践尚显不足,能够反哺理论的实践更不多见,“数字化辞书仍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章宜华2021b)。故本文以外向型融媒词典《JUZI汉语》(以下简称JUZI)为例,从内容特点、生产过程、产品应用和产品服务等4个维度探讨融媒词典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以及实践对理论的反哺。
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正在发生着融媒转型,外向型汉语词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国门,必须迎接转型挑战,抓住融媒化机遇。《JUZI汉语》是外向型融媒词典在实践层面的落地尝试,从理念到实现,体现为4个维度的“融”:(1)内容的“融”,即多模态化、融通化、集成化;(2)生产过程的“融”,即编写编辑同步化、用户参与全程化、信息数据化和标注量子化、进展阶段化;(3)使用过程的“融”,即检索智能化和应用个性化;(4)服务的“融”,即服务社区化。《JUZI汉语》的实践所反映出的融媒词典涉及领域之广、环节之众、问题之多、难度之大,都是传统辞书所未曾遇到的。要使其健康发展,尚需科学建构汉语融媒辞书的评价体系,尽快创建完善并推广应用融媒体共享平台,积极探索融媒辞书的宣传传播方式和运营盈利模式。
2024 Vol. 9 (3): 61-72 [摘要] ( 6 ) HTML (1 KB)  PDF  (0 KB)  ( 10 )
73 基于苹果应用商店大数据的APP词典融媒创新分析
蒋文凭,邓 琳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7
导读: “从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发展是中国辞书史上的第四次大变革”(李宇明,王东海2020)。这条变革之路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你还是你,我还是我”的简单汇集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合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互通融合期。如今,随着相关的理论探讨和产品实践日益深化,融媒辞书正朝着互通融合阶段不断发展迈进。
手机终端的APP词典是目前最主流、最贴近融媒辞书发展趋势的数字化词典形态。利用Data.ai平台对苹果应用商店2360个APP词典的调查研究发现,自2008年首个产品发行以来,APP词典在数字开发商科技实力的巨大推动下迅速发展,展现了六大融媒创新变革。侧重词典本体内链“融合”的创新表现为:基于语言加工的多语种服务融合,基于集成整合的多词典类型融合,基于逻辑媒体的多模态内容融合和基于查询场景的多检索手段融合;侧重词典外部世界外链“融通”的创新表现为:数字工具之间的功能融通和词典交际主体之间的身份融通。APP词典要实现融媒辞书的跨越转型,还需要考虑:如何在利用技术追求“美颜”式发展的同时做到内外兼修,如何在编纂传统规范和身份创新融通之间实现编用平衡,如何达到海量内容与精准服务的信息平衡,如何保证泛在服务与知识工具的定位平衡。
2024 Vol. 9 (3): 73-81 [摘要] ( 9 ) HTML (1 KB)  PDF  (0 KB)  ( 10 )
82 “融媒辞书”多人谈
魏向清,梁鹏程,卢华国,申 葳,陈 恋
导读: 根据保罗·莱文森“补偿性媒介”理论,媒介进化是不同媒介之间的补偿而非替代。融媒辞书的创新在于实现了不同辞书媒介之间的补偿,而这种媒介补偿则是辞书的人本性内在诉求使然。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中采集、汇编对于人类知识传承和发展最有价值的重要内容,这是辞书作为工具书最根本的实践价值与目的,其实质在于人本性的知识服务。融媒辞书也不例外。
中国融媒辞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术语创新 / 魏向清
重视融媒辞书的场景化设计 / 梁鹏程
面向翻译的辞书资源融合四点设想 / 卢华国
《朗文当代英语学习辞典APP》的融媒探索 / 申 葳
多语熟语数字学习词典的设计思路 / 陈 恋
2024 Vol. 9 (3): 82-85 [摘要] ( 2 ) HTML (1 KB)  PDF  (0 KB)  ( 12 )
86 社区词研究三十年
田小琳,田 静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40308
导读: 1993年12月,田小琳在香港国际语文教育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社区词”概念,指出其内涵为“由于社会背景不同,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以及由于背景不同带来的人们心理因素的差异,而产生的适应本地社会区域的词语”,外延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所流行的词语”(田小琳1993)。
“社区词”概念提出至今已30年整。就现代汉语词汇发展而言,社区词研究体现汉语词汇研究的理论创新,是其中的新鲜课题;对于全球华语研究来说,社区词研究关注各社区特色华语词汇,属于基础研究任务;而从社区词的本质属性社会性来看,社区词研究考察词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观测域内、海外华人社区语言生活的动态视窗。
本文简要回顾30年来社区词研究的发展过程,概述其研究内容,总结其研究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瞻望未来的研究走向。期待更多学者关注社区词,认清当前阶段的研究任务,有的放矢地做研究,推动社区词理论的新发展。
“社区词”概念提出至今已有整30年。从这30年的社区词研究历程中,可以梳理出两条并行而又有交叉的研究主线:一条是概念线,分为概念形成期和概念完善期,以《香港社区词词典》的出版为分节点;另一条是理论线,分为理论建构期与理论发展期,以“社区词”作为标准术语收入《语言学名词》为分节点。30年来的研究内容可以分为3类:围绕社区词概念的“名”“实”辨析、社区词的搜集整理与个案调查、基于词典的社区词研究;研究特征则可以归纳为适用领域的广泛性、研究视角的互补性、研究过程的科学性与研究任务的连贯性。在此基础上,也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语料不平衡造成描写分析不够系统深入,学术探讨多而应用成果少,理论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因此,未来研究中,田野调查仍是首要任务,还需要进一步阐明社区词与相关术语的异同,重视社区词研究的应用价值,并致力于提升社区词理论的国际化程度。
2024 Vol. 9 (3): 86-96 [摘要] ( 5 ) HTML (1 KB)  PDF  (0 KB)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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