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语言是人脑的高级功能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人脑的语言功能主要定位在大脑左半球，由大脑左半球所控制。因此，自然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最重要的智能。
    机器翻译是自然语言计算机处理的一个重要领域。早在1947 年9 月，英国数学家图灵在一份写给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报告中就做出这样的判断：“机器翻译”可以显示计算机的“智能”。图灵的这个判断是高瞻远瞩的，因为语言翻译是人类的一种复杂的智能行为，计算机能做语言的翻译就说明了计算机具有模拟人类智能的本领，显示了它的智能。1954 年美国科学家使用计算机在世界上首次把俄语自动地翻译成英语，说明了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智能是有可能的。1956 年，麦卡锡、明斯基、香农、罗彻斯特、纽厄尔、司马贺、塞弗里奇、所罗门诺夫、塞缪尔、摩尔等10 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举行了学术讨论会。他们从不同学科的角度探讨人类各种学习和其他智能特征的基础，并研究如何在原理上进行精确的描述，探讨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等问题。在会议上，麦卡锡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术语。

出版物中语言的规范要求与日常语言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 刘兵
历史写作的人称两难 / 田松

一个跨文本写作者的语言选择 / 江晓原

本文回顾、梳理了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影响这个演变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设。全球化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造成了中国不同地区语言教育政策的分分合合，至今仍未取得理想的和谐与统一。百年来，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4个不同的模式。每个民族国家建设模式都有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并以其意识形态为基础形成语言立法，制定语言教育政策，以建设有效的语言秩序。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清朝政府1911年通过的《国语统一办法案》仍是各届政府语言教育政策参照的蓝本。由于时代背景的限制，这个蓝本不能充分满足当代中国语言教育的需要。当代语言教育政策面临多重挑战：一要满足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二要兼顾社区的语言多元现实；三要让国民有愉悦的语言学习过程，使他们成为忠诚的和合格的公民；四要培养国民的全球竞争能力。

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外语教育发展迅速。伴随着国家从“本土型”大国逐步向“国际型”强国转型，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先后经历了4 个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战略转型期。本文基于外语教育规划过程六要素分析框架，回顾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在战略规划、外语调查、规划报告、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规划评估6 个方面的成就与不足，提出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需要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建立专门统一的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建立健全外语调查机制、加强外语教育规划的实施与监督、注重外语教育规划的评估有效性等改革建议。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国家外语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外语教育规划必须以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为导向，进行结构性改革，压缩简单重复的低端外语教学，增设需求旺盛或有潜在需求的战略语言教学。语种开设多样化，解决语种分布及教学质量失衡问题，培养满足不同需求的人才，调动全社会力量建设国家语言能力。

本文选取4位已就业的青海藏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他们的语言教育选择与个人发展轨迹，将语言教育选择置于资本场域中，综合分析语言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特质。研究发现语言具有资本特征，语言教育选择策略是基于多种资本价值衡量与博弈的后果，占据不同资本优势的个体在教育流动与个人发展中较容易获得成功。

近10 年来，美国的外语政策成为中国学界评介的热点。很多研究指出美国的外语教育受到联邦政府的高度关注，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外语教育，美国外语政策“凸现了自上而下席卷全国的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性特征”。但我们基于最长达120 多年的美国外语教育发展历时材料以及俄克拉何马州个案研究发现，美国外语教育整体发展缓慢，州际差异显著，美国普遍缺乏对外国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教育地方自治制度决定了联邦政府的外语政策虽然具有“国家安全至上”的特点，容易得到关注，但在制度上“高度受限”。教育的决策权力不在联邦政府，而在各州和地方，联邦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强烈干预”外语教育，只能以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实施加强外语教育的政策，且联邦政府专门用于外语教育的经费比例极低，这是联邦政府外语政策未能有效推动美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制度制约因素。

1. 王宁 （北京师范大学）　语言建构与语文核心素养

2. 崔刚 （清华大学）建设外语教学理论的中国学派　

3. 王银泉 （南京农业大学）　培养创新型外语人才，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4. 意西微萨·阿错 （南开大学）　弱势母语习得及其第二语言教育问题

5. 滕星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教育两起两落的思考

本文从中小学生口语能力实态调查出发，通过描写中小学生口语能力词汇、语法和修辞3 个项目指标的量化特点，以纵向学段与横向学区两个角度呈现厦门市中小学生口语能力的实际情况。纵向学段，中小学生各项指标均呈现随学段、年龄、思维变化而阶段化发展的特点，中学生各项指标发展幅度要大于小学生；横向学区，城市学区的小学生其口语能力在表达形式上、表达意愿上强于城乡结合、乡镇学区，而后二者则较少出现语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口语能力的培养要求应体现表层与深层的两层设计、建立核心量化指标与辅助性指标两点建议。

独龙族是云南特有民族中人口最少、高度聚居的民族，也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本文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云南省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独龙族村民母语能力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独龙族村民母语“听说”能力保持较好，绝大多数独龙族村民能听懂本民族语言，也能用本民族语言与人交谈，但是具有母语“读写”能力的独龙族村民不多，本民族文字在独龙江乡没有得到广泛传播。独龙族村民母语“听说”能力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密切，“读写”能力则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居住的地域相关。

由Patrick C. L. Ng 和Esther F. Boucher-Yip 合编的《英语教学中的教师能动性与政策回应》对英语教师能动性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所选文献表明：第一，学界普遍认可教师能动性与外语教育政策存在互动关系；第二，该书主要运用生态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来解读英语教师如何发挥能动性；第三，行动研究、构架教师共同体和改善外部环境是激发英语教师能动性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