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一个涉及因素众多、维度多样、层次多重的复杂现象，语言与贫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贫困对于儿童语言的发展和成人语言的使用都有影响，影响前者的因素有社会环境的也有神经机制的，对于后者的影响则可以从社会网络和稀缺两个视角加以解读。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视角来看，语言能力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因素对于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善来说是一个概率性条件。语言扶贫实践在中国反贫困事业中的作用与日俱增，语言精准扶贫的内涵也越来越清晰，稀缺理论则为语言扶贫提供了诸多启示。中国的扶贫实践为语言与贫困相关论题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会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些经验。

受20世纪60年代美国“向贫困宣战”运动的影响，国外学者开始探讨语言与贫困的关系，分别从语言能力与贫困、语言地位与贫困、语言权利与贫困、语言多样性与贫困4个方面分析了语言与贫困的 相关性，并从语言地位规划、母语教育、语言资源开发、语言多样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对策。相关研究促进了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公平正义，但仍存在“惜语不惜人”（如为保护语言多样性而牺牲讲话人的权益）、“重母语轻通用语”（过于强调母语教育在减贫中的作用）、理念缺乏可行性（如试图通过将土著人的语言提升为官方语言而解决其贫困问题），以及未能区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未考虑可感知的贫困对母语人口流失的作用）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我国学界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对语言与贫困关系进行相关的探讨。我们从宏观层面语言多样性影响经济发展、微观层面语言能力影响劳动收入这两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不仅会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到劳动力流通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其作用机制包括语言多样性影响沟通、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扩散以及社会信任等；普通话能力、外语能力和方言技能都会在一定条件下对劳动者收入和就业发挥作用。这些研究为我国开展语言扶贫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其所揭示的语言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伴随性、周期性等特征和规律可为研究语言与贫困，以及推进语言扶贫提供参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此后国际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社会学、神经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展开了相关问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成果丰硕。本文对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这一论题的国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探讨该课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趋势，并从多学科的角度对看待贫困儿童语言能力的观点和理论基础以及贫困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指出国外研究成果对我国贫困与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及实践的启示。

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均表明，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技能的投资有利于提高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作为一种交易制度和交际媒介，推广通用语是促进各族人民交流、交融，增进世界各国经贸合作，提升开放合作水平的必要之举。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接壤，是中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区，在长度超过10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分布着8个边境县（市、区），因而在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境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广西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有29个国家级贫困县和20个国际深度贫困县，因此是全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地区，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但由于地处深山、交通闭塞、长期与外界隔绝，基础设施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且教育资源匮乏，广西边境山区大多数贫困户受教育程度低，不学汉语、不识汉字、不懂普通话，语言之基缺失，语言障碍凸显，日益成为这些地区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制约因素之一。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语言的精准扶贫成为国家精准扶贫基本方略在这些地区成功贯彻的前提和保障。
对广西边境居民语言生活状况进行广泛调研，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深入分析语言技能的习得对当地家庭收入、劳动力外出流动、务工经商等的影响，进而从普通话推广等语言政策的角度提出促进广西边境地区居民全面脱贫及提升国家开放合作水平的政策建议，无论是对广西边境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还是保障其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乃至对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对广西东兴市边境居民的全样本调研基础上，运用语言经济学理论和数据分析方法，着重对东兴市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收入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论包括：多语能力能够增强居民自身就业能力，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其年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推广普通话是推进边民脱贫的有效举措；政府部门应该在充分发挥推普积极的经济、社会效益，培育经济新动力的同时，优化和完善当地产业政策，实现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

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工具。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及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精细化，个体的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声望等已联系得更为紧密。在广大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背景下，解决好语言问题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个体实现社会流动、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扶智和扶志的有效工具，对推动各少数民族群体实现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为例，结合当地语言环境，从家庭背景、教育经历、经济收入、职业发展等视角呈现藏族青年一代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并借此讨论加强国家通用语教育资源的投入和保护民族语言的发展对全面提升个人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重大意义。

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三部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 ～ 2020 年）》（以下简称《计划》），提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明确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目标定位和具体措施。《计划》印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制定具体方案，推进推普脱贫活动。学者们对语言和贫困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廓清了推广普通话在扶贫脱贫中的重要意义。如李宇明（2018：5）从“费希曼- 普尔假说”和“胡焕庸线”出发，对“语言何以与贫困相关”“语言何以能扶贫脱贫”的议题进行了论证；赫琳（2018）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提出语言扶贫具有从根本上治贫的作用；王春辉（2018）从国家政策、特困地区语言现状和语言资本等多角度阐述了语言要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在分析语言和贫困的关系方面，学者们普遍强调了语言的人力资本属性，很好地阐释了语言的经济效益和推普对于脱贫工作的助力。但由于语言资本理论的着眼点是经济视角，因而对于推普脱贫中一些社会心理方面的语言问题，如语言认同、语言习得等，缺乏有力的解释。推普脱贫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使贫困人口通过说普通话来提升收入、实现永久脱贫。在说普通话的过程中，贫困人口付出的不仅是需要购买教育服务等的直接成本和时间、精力等间接成本，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付出，如：放弃使用自己原已熟悉的方言语码、克服害羞胆怯等心理因素建立说普通话的信心、培养对于普通话的认同感等。我们可以把这些行为总体归纳为社会学者所界定的“社会交换”行为：期望获取回报并且一般也确实得到回报的自愿行为（布劳 1988：108）。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霍曼斯从行为心理学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公理和原理中寻求对具体社会现象的阐释，从而诞生了交换理论。后来，布劳、爱默生等学者将交换理论从微观研究拓展到了宏观研究，使之应用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社会情境中（范伟达，朱红生 1989：101～154）。徐大明（2015）对社会交换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认为人类的语言活动具有社会交换的所有特征，包含了社会交换分析中发现的互动、利益、权势、信赖、情景等因素，将语言互动的经济关系置于言语社区的情境下进行讨论，从而提出了语言交换理论。

语言交换理论吸收了语言经济学的价值分析和言语社区理论的社会层次分析方法，引入社会交换理论中对等互惠的行为模式对语言现象进行阐释。从人际互动到宏观社会结构，该理论区分了3种不同层次的语言交换形式：会话（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换）、语言习得（个人和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和语言规划（言语社区和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讨论了各自的交换规则、特点和过程，对语言活动中蕴含的社会合作、矛盾与冲突、关系与结构、过程与结果等进行了解释，因而可作为会话分析、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划等工作的理论指导，也为我们分析推普脱贫各个层次的语言活动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推普脱贫工作中不同层次的语言交换行为：推普对象个人之间的交换（会话）、推普对象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习得）以及对象言语社区与普通话言语社区之间的交换（语言规划）等。对不同层次语言交换行为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推普脱贫中的语言活动，更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语言规律的推普方案。接下来，我们将在语言交换理论的指导下，对推普脱贫中的语言活动进行分析，并根据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