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十五五”规划中的语言学使命 / 李宇明

语言产业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 / 贺宏志

语言研究在数字中国建设中大有可为 / 王春辉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语言之力 / 张天伟

积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加强全龄语言学研究 / 黄立鹤

建设全龄儿童友好的数智化语言环境 / 李建涛

未来五年语文教育发展的四个着力方向 / 朱于国

老年语言研究赋能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 / 刘楚群

国家语言安全建设的四个层次 / 沈骑

国防语言建设急需从资源积累走向效能转化 / 马晓雷

加快信息无障碍社会建设的三条路径 / 郑璇

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语言服务的四个发力点 / 徐欣路

推动语言资源保护由静态修复向活态传承转型 / 王莉宁

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文艺学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文艺学中内核性的部分。可以从修辞手段的运用程度即“文学性”的角度，把语言粗略地分为3类：文学语言、准文学语言和应用性语言，三者分别使用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和中性修辞。中国古代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往往也是修辞学家，其文论对文学作品修辞艺术的讨论相当之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却对修辞学鲜有兴趣，语言学家也很少关注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但不少语言学家对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有所研究，对鲁迅极为丰富且高超的修辞手法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而文学研究者对文学语言的修辞艺术却常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应该具有尽可能深厚的修辞学修养，这样才能真正感受、评说文学作品的文学性。

文学是语言生活的重要领域。文学作品既反映语言生活，又参与语言生活建构，应将文学作品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来进行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的语言生活可分为3个层次：文本语言生活、主体语言生活和客观语言生活。根据作家创作时间与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的关系，可将文学作品分为记录型、追述型和构拟型，其文本语言生活的研究价值呈依次递减趋势。文学作品所呈现的语言生活具有具象化、整体性、连续性等基本特征，可为语言生活研究提供以“人”为中心的质性素材。文学作品的语言生活研究可将言语行为作为基本单位，建构“微观—中观—宏观”3个层级、“文本—作家—社会”3个维度、“内部—外部”两个视角的还原体系。开展文学作品的语言生活研究，既是回应文学界的呼声，也是回归语言学界关注文学的传统，重塑文学在语言生活中的地位，有助于拓宽文学界语言研究的视野，拓展语言生活的研究资源，构建语言生活史和高质量语言生活。应充分重视并挖掘文学作品的语言生活研究价值。

在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展现出对“语言生活”的多维书写与深刻思考。微观层面，小说通过“知觉书写”将方言升华为承载乡愁、确证存在与协商身份的审美符号与权力工具，揭示个体深层的语言身份焦虑。中观层面，以京杭大运河为核心的叙事空间建构了贯通古今、连接本土与世界的“超语场”，呈现语言的社会分层、翻译伦理、历时传承与多语景观的复杂互动。宏观层面，“语言作为方法”的美学建构尤为突出，体现为“雅正为本”的风格自觉、语言从“工具”升华为“信物”与“路径”的功能认知，以及“实证调查”与“知识互文”的方法论支撑。三者共同作用，使语言生活的审美再现升华为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实践。徐则臣的创作不仅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的语言变迁，更在学科交叉层面回应了文学与语言学的3个核心问题：文学文本作为语言生活研究材料的价值、虚构叙事对实证研究的超越，以及两个学科深度互文并共同构建语言生活图景的可能。

文学作品是语言生活的特殊领域，它记录着语言生活的时代变迁，也以情感的、审美的方式加入社会语言生活的建构。百余年来，中国工人题材诗歌与时代同步，也是工人阶级的心灵史诗。从语言与认同角度考察，现代时期工人题材诗歌的叙述人称和人称代词存在从“他”向“我们”的历史变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种主要的当代工人诗歌类型里，则普遍发生了由“我们”向“我”的转换。叙述人称不同，缘于主体认同的差异，也决定了叙述人应该如何斟酌字词，又怎样连句成篇，进而绘制出具有时代性和群体特点的语言生活图景。由此角度切入，可以深探当代工人诗歌写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结构，从“我们”中脱落出来的“我”在重新凝聚力量，聚拢精神碎片，开始新的主体性确认与生长。

现代语言学始终与语言哲学同生共长。演化语言学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语言学静态研究的挑战，也为语言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向。演化语言学是在现代语言科学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基本思想主要来自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然而，它用进化论的方法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与发展，而进化论本身依然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难题；而且，语言的演变并非简单的生物进化过程，仅仅通过科学主义思维方式难以解释语言演化的复杂过程，必须同时运用其他解释方式。而现代语言哲学关注语言如何表征世界，对人类语言演化的解释尤其深刻。从哲学视角看，对人类语言从信号（signal）到符号（symbol）演化过程的考古考察，是演化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为哲学家的语言研究走向抽象化和逻辑化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从信号到符号的转变，不仅是人类语言演化的重要转折，而且是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出现的伟大革命。

指称的目的是联系语言和现实。指称是句子的“初始概念”，构成语言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本文从罗素、斯特劳森、唐纳伦等人的经典研究出发，提出“指称的社会浮现”观点。从社会浮现的视角看，指称通过句子进入交流语境，既受语境制约，又改变语境性质，反映了社会过程对于指称活动的影响。因此，指称的成立不能单纯依赖于对指称对象的识别，而应纳入言者和听者共享意义的交流框架，从指称的社会意义中寻找根据。从定指和不定指的指称形式可以看出，指称“双闪”于语言和现实，存在“识别”和“理解”两种偏向。只有置身于社会活动，结合交流题旨，指称的意义才能浮现。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解释指称形式和指称对象不对称的原因，厘清其间存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定位出指称的社会使用规律。

“神经多样性”理念主张人类的神经发育具有多样性，虽然有些神经类型比另一些神经类型在人群中的分布更为广泛，但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类型。这一理念促使研究者重新反思传统医学范式下以神经典型群体特征为对比基线的孤独症儿童的语言与认知行为研究。通过了解孤独症群体自身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特质，发现他们的优势和强项，打造包容的社交沟通环境，帮助孤独症个体提升使用语言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从而最终提升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幸福感，是该理念指导下孤独症儿童语言研究的核心任务。在研究理念上，要建立一个孤独症语言研究的自足体系，不再以神经典型群体的特征为对比基线。在研究范式上，要充分考虑孤独症个体的特质，融入第一手的“孤独症经历”。在研究内容上，要以语用能力的研究为重点，通过研究孤独症儿童语言使用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交流方式，促进孤独症个体与神经典型个体之间的“双向共情”，从而实现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