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康复业是语言产业的行业形态之一，也属于大健康产业。应建构符合大健康理念、面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突破传统听力与言语康复行业界限的大语言康复业。语言康复业面向语言障碍弱势人群，兼具“事业”“产业”双重属性，提供的语言康复产品（服务）既有语言商品，也有语言福利。目前中国语言康复产业的市场规模超过300亿元，供需缺口、市场潜力巨大，成长空间可达数千亿元。语言康复业现状远不能满足数千万语言障碍者的康复需求，需要重塑行业认知，健全人力资源体系，完善福利政策。本文建构了语言康复业生态系统，认为语言健康是国民健康的重要方面，语言康复供给能力亦应成为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因素，“人人享有语言健康”应成为“健康中国”的建设目标。

从上古语料所显示的实际用法来看，不同第一人称代词在不同意义层面上的相互交叠，在哲学上表明，随着人在不同生存面向上交往活动的多维展开，关于自我的意识也在与不同维度之他者的交往过程中萌生并渐次深入。古汉语中常用的通常意义上的第一人称代词主要有“我”“予（余、台）”“吾”3个。“我”主要是就外在的、与他者相对的自我而言，“身”的意义是主要的；“予”更多地体现为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之称，比较重视身心整体的个体意义；“吾”至春秋时期才真正出现，指向内在之我，是真实主体之谓，其出现标志着自我认识的深化，代表了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思”是“吾”的本原能力，是主体确认其自身存在实相的本原方式。“毋我”是对个体必以实相之“己”参与经验交往活动的本质要求；“吾丧我”则要求主体解除实相之“己”的二重化，还原存在的整全性。“己”的实现既是存在实相之还原，又是存在之主体性的真实还原，也是存在价值在当下境域的实现，存在与价值由此而同一。本文通过不同第一人称代词的用法辨析，对“思”的功能分析，以及对“毋我”与“吾丧我”的意义诠释，结构性地重构并阐释了古汉语第一人称所体现的哲学观念。

语言的系统性质需要通过元语言来反思。数理逻辑虽能反思任何语句的真值关系，但因语义域狭窄而无法成为思想所有值域的元语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是一种将语义转换为用法集合的元语言，优势是为语义提供了确定可查询的外部参照，但只反思了规则的性质，没有能力反思语言的思想性；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开发了一种另类元语言，以相关性（标识之间在概率上的最优链接）和演化性（以贝叶斯方法持续微调相关性的可信度）发展出一种经验主义的标识语法。虽然大语言模型能够处理一切关系，但标识系统与语言之间的一一对应映射仍然不能表达事物的整体性，缺乏对事物及世界的理解。思想的本质是去“选择”某种“未来”，据此本文设想了另一种思想语法和元语言，以“否定词”与“动词”作为反思和解释任何语义的根据，以否定词来保证“选择”功能，由动词来建构“未来”，因此有望将映射升级为理解整体性的“态射”，或可能是可用于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的“世界模型”的一个方法论，其思想能力的优势在于既敞开无穷可能性也能够解释因果性，而且可在自然语言内部实现对任何语言的反思，因此是一种更优的元语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写作智能评测（AES）的发展经历了基于特征的统计机器学习、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生成式预训练语言模型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评分标准与语言智能技术相互交织、协同发展，两者通过争夺任务话语权的方式推动AES向更高效合理的方向迈进；AES研究也从最初关注浅层统计语言特征，逐渐发展到挖掘深层语义内容和语言形式的特征，从形式与内容的不同评分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汉语二语AES研究集中于面向国内的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和面向外国人的汉语水平考试，目前缺乏在各类神经网络模型、大型数据集上的效果验证。大语言模型的技术进步为解决汉语二语AES现存问题提供了一些思路，未来研究应从拟合人工评分结果转变到模仿人工评分思路，从综合评分向分项评分详细反馈转变，从思维链微调和高质量语料库两方面提升模型信度和可解释性。

“中文+”理念自2019年提出后便广受关注，但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却存在明显分歧，特别是对其与传统的专门用途汉语教学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不清，造成滥用“中文+”概念的情况。从已有研究和实践来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可以概括为3种：前者相当于后者；前者包括后者；前者可以不包括后者。但二者并非同一层面上的概念。从专用语教学理论与实践来看，专用汉语教学是单纯从专业和课程教学层面总结出来的理念和模式，针对的是具体的语言知识与技能教学。而“中文+”是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层面提出的新理念，是中国教育领域改革创新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政策，其核心精神是将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专业教育更广泛、深入地结合，推动中国职业与专业教育国际化，培养既懂中文又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国际人才。“中文+”项目中可以包含专用汉语课程及资源等，但不是专用汉语教学的替代。不应滥用“中文+”，尤其不应以之代指商务汉语类专用汉语教学。

中国大部分地级以上行政区城市都有地名单字简称，可分为首字型、尾字型和别称型3种类型，也有部分城市未使用地名单字简称。全面考察中国内地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布的防控通告和公文发文字号中的地名单字简称，可以归纳出简省规则的两条机制。其一是排除机制，通告类简称一般不使用
（1）数字词，（2）方位词，（3）与本省省名用字或省份简称相同的字，（4）区别度不高或易引发不当搭配、不雅联想的字；字号类简称排除机制较松，仅第（2）（3）条适用，且例外较多。其二是选择机制，两类简称较为一致：能用尽用，优选首字；首字不当，考虑尾字；若有别称，别称优先；以上均无，不用简称。目前中国城市地名单字简称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城市简称选用不当，一些知名城市简称缺少规范，一些民族地区简称使用不当。建议规范知名城市地名单字简称，丰富地名单字简称历史文化内涵，避免地名单字简称选用不当。

“神经多样性”理念主张人类的神经发育具有多样性，虽然有些神经类型比另一些神经类型在人群中的分布更为广泛，但并不存在所谓的“正确”类型。这一理念促使研究者重新反思传统医学范式下以神经典型群体特征为对比基线的孤独症儿童的语言与认知行为研究。通过了解孤独症群体自身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特质，发现他们的优势和强项，打造包容的社交沟通环境，帮助孤独症个体提升使用语言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从而最终提升他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幸福感，是该理念指导下孤独症儿童语言研究的核心任务。在研究理念上，要建立一个孤独症语言研究的自足体系，不再以神经典型群体的特征为对比基线。在研究范式上，要充分考虑孤独症个体的特质，融入第一手的“孤独症经历”。在研究内容上，要以语用能力的研究为重点，通过研究孤独症儿童语言使用的特点以及他们的交流方式，促进孤独症个体与神经典型个体之间的“双向共情”，从而实现有效沟通。

数字中文背景下关键语料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与路径 / 胡开宝

数字中文语境下语言学科建设的四大根本性转变 / 黄仁瑄，刘根辉

数字中文建设背景下亟需语言人才的供给侧改革 / 王立非

语言科学交叉学科建设势在必行 / 梁琳琳，朱祖德

数字中文赋能语言文化传承发展的四大路径 / 张洪生

数字中文重构语言–技术产业新生态 / 李 雪

数字中文将推动产业升级 / 张卫国

数字中文促进社会协同进步 / 赫 琳，王炤宇

建议将境外中文资源纳入数字中文新基建 / 王文豪，郭 熙

“中”和“忠”是汉语里两个根深蒂固的基本词，后者脱胎于前者。汉民族早期“由方位到时间、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机制，对后者的词义派生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助作用。“忠”产生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即发生了由“诚信”义向“忠诚”义的转移。促使其变化的深层动力是“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信念；而将其固化的，则是由词法到句法的习惯搭配。对此，儒家和墨家的伦理主张与语词应用，显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相悖性：就“忠君”思想而言，强调尊卑秩序的儒家反倒没有在语言的组合上予以强化，而强调“兼爱”“尚同”的墨家却在文字著述里高频使用，甚至把“忠臣”固化成词。言辞搭配上一旦形成强势认定，便足以形成左右社会意识的价值判断，也足以让今天的人们体悟出语言哲学上的认识意义。

相较于出生于移居国的第二代移民，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随父母移居的1.5代移民普遍面临祖语退化与文化认同重构的双重挑战，移民时年龄对语言社会化路径的影响尚缺系统探讨。本研究聚焦4—13岁随迁澳大利亚的1.5代华裔，基于祖语传承关键期假设，引入“时间-空间-身份”三维模型，探讨不同年龄组如何通过时空交互作用塑造双语能力及其认同路径。通过对25名青少年及其家长的问卷、访谈、田野观察和写作样本等数据的分析，发现：4—7岁年龄组普遍经历汉语系统性退化和“澳大利亚主导”的单向认同；8—10岁年龄组保留汉语基础口语能力，但读写能力断崖式下跌，文化认同呈“工具化”取向；11—13岁年龄组汉语口语流利但学术汉语缺失，形成“生活汉语/学术英语”的功能分区，族裔认同明确，同时存在身份重构现象。总体上看，1.5代华裔移民呈现显著“年龄梯度效应”。对此，我们提出“抢救型—过渡型—整合型”的祖语教育干预框架，并构建了基于移民年龄分段的语言-认同发展模型，为海外中文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策略启示。

基础教育中文大纲的制定是海外各国规范其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学的必经之路。目前，已有85个国家将中文作为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基础教育中文大纲中，有国家层面发布的全国性大纲，有地方层面制定的区域性大纲，有的国家则是国家大纲与地方大纲并存。从发展趋势看，中文大纲逐渐从语言要素的清单式纲要向交际技能任务的描述性纲要转变；教育发达国家的中文大纲更呈现出地方化、具体化的特点。基于对新西兰《新西兰高中中文考试大纲词表》和阿联酋《卓越中文课程框架》（2022版）两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海外基础教育中文大纲存在内容与结构的协调性不足、与时代发展不同步、编者具有局限性等问题；需要从大纲内部结构的优化整合、外部应用的综合考量、多语种二语教学大纲的对比研究、合作共建机制与标准化推进4个方面整体规划，推动海外中文大纲的创新发展。

数字时代，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使数字语言能力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语言资源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数字空间中文的活力与影响力是重要的语情与国情。本文以数字空间语言使用占比为核心，建立涵盖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教育5个垂直领域的指标体系，加上数字中文基础指标，通过采集、分析有关数据，与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等世界主要语言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对数字空间中文的活力与影响力进行初步考察与评估。考察发现：在数字化浪潮推动下，中文已突破地域界限，从区域性语言发展为世界性语言；数字空间中文的活力与影响力稳居世界第二；动态数据相对丰富，静态数据相对缺乏，是中文数字生态最显著的特点；数字文化典籍保护和数字中文应用，是数字中文发展的两大亮点。

“语言职业”是以供给语言产品与服务作为从业人员生活来源的社会工作类别。根据工作成果是否语言产品，以及工作任务的完成是否对语言文字表达具有较强的依赖，可将语言职业划分为“典型语言职业”和“准语言职业”；此外，还有一些职业提供“伴随式语言服务”。本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和语言行业两个角度，对《大典》已经收录的语言职业和可由此推导出的语言职业进行梳理，并构建了包含3个层面的语言职业研究基本框架，由下而上分别为职业状况研究、动力机制研究、发展策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对从业者已有一定规模，但《大典》尚未收录的语言职业，应予以补充认定，并积极培育新兴语言职业；以语言职业能力研究为切入点，构建语言职业标准体系；以语言职业状况调查为着力点，全面掌握当前中国语言职业现状；建设全国语言职业数据库，服务语言人才培养和语言产业规划。

“数字中文”这一概念和体系，是循着“数字地球（全球）—数字××（地域/领域）—数字中国（全国/全域）—数字中文”的脉络而生成。本文提出“数字中文七位一体”的体系框架，即数字中文理念、技术、资源、应用、治理、科研、文明。7个子系统互为支撑、相互作用：理念层给方向，技术层出手段，资源层看产出，应用层是舞台，治理层保驾护航，科研层提供学术支撑，文明层是最高目标与终极价值体现。数字中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子系统各自面临问题，需要有主有次、有急有缓地有序推进。可以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政策法规完善、规范标准规划、跨部门协作、科研成果转化、技术创新与应用场景扩展等策略系统落实。在地球进入“三人共生”时代的背景下，数字中文的未来必将大有可为。

人类早已处在“世界历史”之中。当代及未来的汉语哲学要从古典形态、现代形态走向未来形态，发展出基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而又能展现“世界之中国”和“中国之世界”新经验的汉语哲学。面对世界历史中人类共享的哲学问题，给出汉语形式的哲学回答，应该是当前及未来汉语世界从事哲学研究者的一种历史使命。从名实之辩的角度看，“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各有思想对象，也互有交叉重叠之处。笔者反对学术界有些人提出的“普遍哲学”观念，但不反对人类有共享的哲学问题。基于“文明论”的视域，对于共享的哲学问题仍然会有不同民族语言的哲学表达形式。在真正的世界历史之中，面对人类共享的哲学问题，不同民族语言形式的哲学可以形成具有“重叠共识”的哲学回答。而当代及未来的汉语哲学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对人类共享的哲学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口语互动研究的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探索期（20世纪60年代以前），提出互动研究的基础概念；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蓬勃期（21世纪初至今），互动语言学理论正式提出，拓宽了口语互动的研究视野。用CiteSpace对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检获的4751篇口语互动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口语互动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领域：二语习得、语障诊治、医患沟通、心理干预、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呈现4个特征：重视多学科研究范式的交叉融合，重视基础性研究资源的开发整合，重视口语互动研究成果的产业化，重视语言数据与新兴产业的融合接轨。汉语口语互动研究要想实现良性发展，最关键的是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要瞄准国家战略，紧盯社会需求，将语言及多模态数据与面向应用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及时运用于语言产业，使之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并反哺学科发展。

科学研究历经实验范式、理论范式、计算范式和数据密集型范式，目前正在迈向第五范式，即人工智能驱动科学发现，人工智能不仅是辅助工具，更是知识生产的协作者与启发者。语言研究因其对象的特殊性，在这一转型中首当其冲。语言研究第五范式本质上是“人机协同生成机制”对语言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在知识生产上，体现为4个层面的根本性转变：认知主体从人类研究者重构为人‒AI复合认知系统；生成机制从解释性模式转向生成性机制；生产结构从线性流程转向循环系统；呈现形态从规则化走向分布化、参数化的概率表征。在研究实践上，体现为5个转型：研究对象从人类语言扩展到人机混合语言；研究方法上，AI不仅是被分析的对象，更是生成数据、模拟实验、辅助分析的方法论工具；研究目标不仅追求理解人类语言，也追求构建能够生成、理解、交互的语言智能体；研究主体从个体学者向人机协同升级；学科结构由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融合。这一转型为语言研究带来研究能力跃迁、理论创新空间拓展等重大机遇，同时也伴生了解释危机、理论弱化、知识权力集中、语言生态风险与伦理问题等深层挑战。面对第五范式的系统性重构，语言研究者不应仅仅是方法论的追随者，更应成为技术治理的批判者与语言伦理的建构者，保持人的主动性，并维护人的最终权利。

为满足第一次全球化时期（约1870—1914）对跨国交流工具的需求，人们创造了300多种计划语言。其中，先后诞生于1880年和1887年的沃拉普克语与世界语尤为知名；前者风靡一时而又迅速消亡，后者成长为具有持续社会生命力的“活语言”。剖析其成败原因，沃拉普克语的创始人和使用者没有按照语言演化的规律来规划和使用语言，致使其因中心化权力垄断走向僵化；而世界语通过放弃个人权利、确立底层协议稳定性和文本驱动习得，实现了从纸面方案向社会事实的跃迁。对比二者的社会化进程可知，语言生命力根植于真实使用中的社会涌现，而非语法设计的机械完美。世界语的演化范式预演了当代大语言模型从“规则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的技术逻辑。从本质上看，语言规划是一项社会工程，其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实现从工程设计向生态培育、从行政控制向民主治理的范式转型。对计划语言兴衰历史经验的挖掘，可为数智时代的语言规划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历史镜鉴。

白硕近文提出，要深挖语言的第一性原理，打造“小而美”的低资源语言模型；语言是不是“学会的”，并非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本质。我们认为，“语言天赋”就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第一性原理，其本质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官能”赋予人类递归能力，达到“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但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能力是学会的，其成功基于“无限语料的有限使用”。就语言技术上的可行性与语言工程上的可实施性而言，基于语言的第一性原理的“小而美”的语言模型目前尚有难以跨越或抵达的距离。人类天赋的语言官能学说目前尚无足够的科学证据来支撑，而统计学习理论却努力证明，人类婴儿的大脑可以通过概念系统感知外物、获得知识、学习语言。基于“语言是天赋能力而非学会”语言观对大语言模型的批评和对“小而美”语言模型的追求，有可能反映了学者思维的一个弱点，即陷于“理论诱导的盲区”。基于情绪建构理论的调查和实验发现，经典情绪理论所谓的情绪普遍性，实际上是实验设计的结果，却被研究者看作事实。这对普遍语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警醒作用

中国的语言资源观形成于21世纪初大规模语料库发展的时代，经语言生活派多位学者推动，从理论建构走向社会实践。其核心贡献在于：第一，构建了三维价值体系——文化传承价值延续民族基因，社会服务价值支撑语言治理，数据智能价值驱动技术革新；第二，提出语言资源具有有用性与可开发性，物质载体与人文价值高度统一性，并建立了语言本体资源‒语言衍生资源、语言空间‒语言功能的分类框架；第三，形成资源调查存储管理、加工标注监测、开发利用保护的应对策略。该理论塑造了语言生活派的学术生态：在思想层面，衍生出文化观、安全观、服务观、保护开发观等核心命题；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了客观朴实的研究作风、服务社会的实践导向、简明精要的表达风格三位一体的研究范式。20年来的研究表明，语言资源观通过科研网络与学术平台建设，不仅催生了覆盖社会语言应用的研究热潮，更提升了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系统性，为全球语言资源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0年来，深耕中国的语言生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体系却相对薄弱。总结既有研究成果和研究实践，探究语言生活的内涵、特征、结构及语言生活研究的属性，可以构建起语言生活学的理论框架。语言生活是语言与社会互动形成的社会生活，具有主体性、实践性、交叉性的特征。根据语言使用和语言活动中语言功能与社会因素的互动情形划分的12个维度，构成语言生活的范畴系统。根据空间关系，语言生活结构可分为内、中、外3个层次和上下5个层级。从外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3个方面比较，语言生活研究与应用语言学区别较大，与社会语言学则既有交叉又有差异，可以在社会语言学中建立语言生活学分支。语言生活学不仅具有理论创新性，拓展语言研究领域，确立以人为本的语言研究价值观，而且为国家战略献策，为社会发展服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语言生活学是中国学者构建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成功实践，对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中文建设的成败，最终取决于技术与工具的使用者、研究者和创造者是否具备与之相匹配的核心素养。大语言模型是新阶段数字中文建设最为关键的技术应用领域和必须抢占的制高点，针对学生群体的调研发现，其大语言模型素养存在以下关键特征与结构性问题：（1）高频使用与系统学习显著“倒挂”，结构性失衡；（2）自我素养评估不佳，具备高度自信和熟练应用能力者偏少；（3）应用场景呈“广而不深”的表层化倾向。本研究遵循数字中文“语技融合、数据要素、全局赋能、规范安全”等核心内涵，建构了一个“五维三阶”的大语言模型素养框架：规定了核心要素“认知与理解”为基石，“伦理与责任”为准绳，“交互与协作”为方法，“学习与创新”为路径，“职业与创业”为归宿；设定了通用基础素养、专业融合素养和引领性发展素养的递进阶次。最后，建构了以“服务需求为导向、协同创新为驱动、课程教学为核心、评价改革为牵引、师资建设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素养培养模式。

从规范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到生成语言学，语言学跨越千年的范式变迁，终极目标是为人脑内部语言建模。语言学者虽已积累大量微观语言学成果，却难以由量变引起质变，距建构整体语言模型仍有巨大鸿沟。自1950年代至今，人工智能技术范式从符号主义、经验主义发展到联结主义，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已经可以依靠强大算力和海量数据，对人类语言进行全量建模。但在挖掘表层分布没有充分表达的深层认知规律方面，还无法达到母语者水平。语言学者可以基于自身的语言学洞察力，充分挖掘微观语言现象中蕴含的深层语义问题，把语言知识转化为高质量语言数据，帮助提高人工智能的语言能力。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生成充分”。如何由理论研究成果驱动，由纯手工到半自动再到全自动地生成能与人工智能直接交互的语言数据，是人工智能时代语言学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法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 王 锋

新法强化语言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要素作用 / 方小兵

新法为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 张日培

新法对我国民族地区语言生活的影响 / 黄 行

依法管理网络语言生活成为新法亮点 / 汪 磊

新法为两岸语言文字事业指明了方向 / 戴红亮

新法明确中文传播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主 / 张天伟
世界语言立法的中国方案 / 赵蓉晖

依法强化语言文字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 袁 伟

在华外资企业的多语社区特征研究目前还是空白。本研究从具有相似管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汽车制造行业中，选取5家欧美外资汽车制造企业，以考察其管理看板的超语实践为切入点，探讨欧美外企的多语社区特征。通过实地考察和员工访谈发现，管理看板的超语实践有4种类型：一维组合的互补式、二维组合的错综式、二维混合的嵌入式、三维组合的依存式，它们表现出独特的多语种和多模态互动创意；讲英语尤其是英语缩略语是通过培训和日常管理形成的企业文化。中方员工的超语实践语言资源库主要由专业语言、公司专用语、各种符号资源、汉英日常语言4部分构成，中方操作工、主管和经理等不同层级员工在访谈话语中运用不同的语言资源库，分别表现出单语者、初级多语者和熟练多语者的不同特征。建议跨国公司（包括海外中资企业）根据员工共享语言资源库，采取分层次的语言政策，通过公司专用语建设企业文化。

香港普通话测试产品30余年的发展历程，根据产品构成、供给主体、需求动因等特征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早期市场探索阶段（1988—1997年）、政策主导的多元发展阶段（1997—2006年）和市场主导的创新发展阶段（2006年至今）。整个发展历程呈现独特的“双轨演进”特征：一方面，市场、政策、技术形成三阶段协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分层发展体系初步形成，构建起兼顾国家规范与本地特色的“基础层+特色层”测试产品体系。面向未来，可进一步推进分层发展，构建“基础层+特色层+国际层”的分层产品体系，通过差异化设计，动态调整市场、政策、技术三大要素在不同层级的互动关系与资源配置，使测试产品满足多元目标群体的普通话学习与认证需求，在整体上实现测试产品的基础普及性、区域适应性与国际衔接性相结合。

描写主义的描写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在描写工作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科学研究目标。描写是围绕着科学研究目标进行的。科学研究是为了解开未解之谜，回答没有答案的问题，探求事物的普遍规律。而要开展这些工作，首先需要提出一个可以验证的科学假说。新描写主义认为，对语言事实或现象的描写、刻画和分析，需要以科学假说为驱动，因为只有在科学假说的驱动下，描写才有可能深入到不易探察的细节，深入到难以辨识的微观世界，进而发现隐性的事实或规律，从而不断逼近问题的答案，并揭示事实背后的真相。

国际中文教育正在进入母语生、祖语生和外语生“三生”并存的多样化时代，据调查推算，华裔的母语生和祖语生约占70%，非华裔的外语生中成人和低龄学生约各占15%。既往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偏重成人外语生，难以覆盖全球中文教育，亟须调适路向，适应新格局。目前对母语生的研究相当之少，亟待全面开展；对祖语生的研究稍多，但主要集中在祖语传承研究上，对祖语学习的研究还非常缺乏；过往对外语生的研究很少关注低龄生，难以匹配其数量增长的趋势；对专业技术学习需求的研究也还不够。未来研究路向主要应向七大方面调适：“三生”学习需求研究、学习规律研究、学习内容研究、学习互动研究，以及为此提供支撑的语言测评研究、教师培养研究、“三人共生”与“三生”的耦合研究。需要从实际出发，根据中文多样化的现实，重新定义国际中文教育。为支撑研究路向的调适，应推动全球中文生数据库建设，支持精细化研究。

数字技术驱动下，数字中文生态蓬勃发展，凸显三大特征：中文资源的多模态跃迁与资产化转型，生产逻辑上的智能协同与全民共创，服务体系的精准适配与全球性联通；并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数字中文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产业生态逐渐完善，服务对象日益国际化。但数字中文生态的发展目前仍游离于教育赋能的核心地带。根据其所携带的适配教育需求的核心特质，本文从资源载体、学习模式、能力重构3个维度，提出数字中文生态赋能教育的路径：推动中文语言教学资源多模态化，重构自适应–探究化学习模式，拓展中文教育与学习的能力维度。数字中文生态赋能教育的核心逻辑具有语言技术和平台生态的双重属性，前者提供适配教育场景的多模态、交互式语言载体，后者支撑资源动态更新与个性化匹配，二者共同为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提供可能，这是数字中文区别于传统中文形态的关键赋能价值。

拉波夫是一位伟大的演化语言学家 / 潘悟云

语法研究也要重视拉波夫 / 沈家煊

拉波夫社会语言学思想在中国“语保工程”中的应用 / 李宇明

拉波夫对语言学动态研究范式的影响有待更高评价 / 徐大明

致敬脚踏实地的拉波夫 / 史有为

我的恩师比尔·拉波夫 / 冯胜利

导夫先路：拉波夫的有序异质语言观 / 汪 锋

拉波夫让我看到语言研究有趣的那一面 / 曹 文

拉波夫之问：语言学为谁研究，为何研究？ / 孙金华

恒坚持，常为新：我心中的拉波夫教授 / 袁家宏

译读拉波夫《语言变化原理》的五大感悟 / 石 锋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历经从24小时、48小时、72小时、144小时至240小时的阶梯式扩容，语言服务政策随之呈现出系统衔接、持续演进的发展态势，语言服务的形式和内容趋于丰富，覆盖场景不断扩大。就语言服务实践的现状而言，针对外籍人员来华前阶段，注重相关政策的因地落实和精准推介；对其在华期间，着力推动多语种化、差异化和科技赋能；对其离华后阶段的服务延续性则明显不足。据此提出以下语言服务优化路径：针对外籍人员来华前，加强相关政策的精准宣介，畅通中外信息交流渠道；对其在华期间，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语言服务体系，全面提升过境体验；对其离华后，则以语言文化为纽带，共建融通共享的话语体系，精准发力培育口碑效应，为国家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

专业定位的清晰准确对高校的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聚焦“双万计划”视域下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专业定位，以24所建设点院校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信息采集表”和其中13所院校的专业负责人或系主任为样本展开调查，发现该专业定位需立足社会、高校、学生三大主体需求，包含人才培养、专业发展规划、专业角色、服务区域与国家、优势特色五大主题，五大主题分别对应专业定位的5个导向，可据以指导专业建设。根据主题要素组合方式，专业定位包括10种类型；其特点包括人才培养是核心、体现“事业”属性与外向型特点、专业建设目标是专业发展规划中较为关注的内容。大部分建设点院校的专业定位还存在以下问题：与“双万计划”的要求不甚匹配，对专业定位理解不甚清晰，对自身优势特色把握不足，人才培养主题内容未能与时俱进。基于此，未来应明确本科阶段在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基础性位置，明晰专业定位内涵要素，重视“社会”定位和“特色”定位，考虑人才出口和需求侧。

“理必”，即“道理（理论）决定的必然”，是从乾嘉皖派学术中提炼出的一种超越具体经验归纳、以逻辑演绎推导必然性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传统学术自发产生的科学思维典范。从“断代字法与小篆构形”（汉字点画有意之公理之必）、“律调音节与音系重音”（相对凸显与基频单一之必）、“韵律语法与相对凹显”（二元结构与生理节律之必）和“语体语法与交际距离”（形式–功能对生之必）4个维度展开的综合分析，证明“理必”思想在文字、韵律、句法、语体4个领域均具有普遍解释力与理论整合功能。“理必”思想不仅是构建根植于中国学术传统的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石，更是一种能够贯通中西、整合多层面的强大学术纲领，有助于推动中国语言文字学从“材料大国”向“理论强国”跨越，实现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建构。

中国现代方言研究肇始于北京大学于1918年发起的全国歌谣征集活动。考察《歌谣》周刊刊载的讨论方言问题的文章可知，研究从为征集歌谣审定方言语音、词汇，逐步发展到为方言制定表音符号；从专注于字音、字义考订，进一步倡导实地田野调查。沈兼士、魏建功、周作人、董作宾、钱玄同、容肇祖、林语堂等学者的努力，使方言从歌谣整理中的附属问题，转变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推动了方言调查会的成立，最终确立了方言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歌谣运动期间，学界在方言定义、调查方法、记录工具、研究内容等方面的论述，多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共识。歌谣运动中的方言讨论，还催生了方言的“外部研究”，成为中国民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重要源头。

大多文字学家都认为，甲骨文、金文和战国竹简文字证明，有不少小篆字的构形并不符合这些字的原始构形；并根据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这类小篆字的构形是错误的。有的学者还进而质疑：以存在着错误小篆的系统为基础而得出的规律，如何能够具备有积极性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