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语言研究,必须力求穷尽地占有语言事实。
笔者写过《方位结构“X 里”和“X 中”》一文(《世界汉语教学》1996 年第4 期)。文章指出,有三种意义,适合于用“里”,不适合或不怎么适合用“中”。其一,等同义。比如:四下里=四下。其二,指代义。比如:“乡里同意了。”(“乡里”指乡干部。)其三,划界义。比如:“张三站在大门里,盯着在外面劈柴的李四。”(“大门”是划界的事物;“大门里”是指以大门为参照物的院子里头或房屋里头。)
经过百余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形成、发展并逐步普及,同时建立起包括法律法规、规范标准、教材辞书和研究、推广机构的语言维护系统。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也是国家通用语,在国际上代表国家行使语言职责,其功能在不断扩大,其使用的领域和地域在不断拓宽,其语言威望在不断提升。当然,普通话在推广和使用中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出现一些新问题。今年是国务院推广普通话指示颁发60 周年,也是清朝学部决议《统一国语办法案》105 周年。本刊特重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组织一批专栏文章,以回顾过往,瞻望未来,以纪念推广普通话60 周年。
香港回归以后所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居民的语言生活,以及人们对各种语言使用和推广的态度。“两文三语”既是香港语言现象的概括,也被视为香港的语言政策;但是对于“两文三语”在不同场合所指向的具体内涵,人们有时候有不同的理解,并因此而引发了一些争论,例如有关法定口语的争论、母语教学的争论,以及近年备受关注的用普通话教中文的争论。本文尝试对这些不同的意见做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借此检视一下人们对“两文三语”格局的不同诠释如何影响普通话在香港的使用和推广;同时对未来如何为普通话定位提出一些看法。
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有没有出现“欧化”,“欧化”在近代汉语中是个别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则是普遍现象。“欧化”的出现与西方传教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文最早的“欧化”源自西方传教士。大量发行的教会出版物,尤其是《圣经》的官话译本,是“欧化”白话文本的典范,推动了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也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形成。传教士是最早认识到中国即将发生白话文运动的学者,他们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生。这一历史事实得到过周作人、沈从文等“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承认。
随着普通话在海外影响力的逐步扩大,海外华人社区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同语”(郭熙 2004),即华语。华语不同于海外华人所使用的闽、粤、客等方言,也不完全等同于大陆地区的普通话,它是“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全球性称谓”(郭熙 2004),所以它比普通话的使用地域更广,包容性更强。
随着华语各个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全世界范围内华语词汇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球华语词典》(李宇明 2010)是第一部由各地华人学 者共同编写的、全面介绍华语社区词的词典,它“忠实记录当代各地区华语词语的时态,为汉语史研 究提供宝贵资料,从内容到体例都具开创性”(陆俭明 2011)。该词典“将大大促进各地华人交流与沟通,更有利于汉语走向世界,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习汉语,有助于各华 人社区的话语相互吸收,进而丰富华人的共同语”(陆俭明 2011)。陆俭明先生的评价是对《全球华语词典》性质与功能的学术角度的、客观公允的赞扬。这里我们将从使用者的角度探讨一下它在性质与功能上有哪 些新要素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