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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3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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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战略研究
  • 李行健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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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在我国文化教育、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等诸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几十年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我国对外开放,与世界交流中的作用更是难以替代。正因如此,从1977 年开始,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汉语地名的国际标准,到1982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汉语拼音方案》从国家规范成为国际标准。为纪念《汉语拼音方案》颁布推行60 周年,教育部在5 月10 日召开了纪念座谈会。有关领导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汉语拼音方案》是一个宝藏,要加强《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和应用。
        众所周知,《汉语拼音方案》在扫盲、推普和语文规范化方面作用巨大、成绩卓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采用汉语拼音教学,大大加快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根据新时代、新任务和新要求,今后在国内彻底扫盲、小学教育改革、精准扶贫、少数民族地区的推普和双语教育等任务仍然重大艰巨;在国际上,“一带一路”、建立世界命运共同体、汉语作为沟通的桥梁,更需要尽快传播和推广。我们要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就必须改变观念,创新方法,从新的角度挖掘汉语拼音的潜力和能量。
    完成上述任务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汉字的繁难问题。如果在初始阶段避开繁难的汉字,我们可以借助拼音形式,让学习者先拼写学习汉语中的词语,然后拼写学习简单的句子,打破必须先学汉字再学习语言的老办法。学习者还可以进一步用拼音拼写自己学习到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要说的话,即在“听、说、读、写”4 个学习环节中,“写”的第一步不是汉字,而是拼音拼写的汉语词语,然后再逐步过渡到阅读以拼音书写的汉字,充分发挥“拼写”汉语的作用,为汉语拼音开创新的天地。这可以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兴趣。
        这种办法可行吗?回答是肯定的,有大规模的实验为证。
        36 年前,由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当时叫“文改会”)联合发起推动了一场关于汉语拼音推广应用的教育革命,名字叫“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运动(下简称“‘注·提’实验”),即先通过拼写学习汉字汉语,在不认识汉字前可以通过汉语拼音阅读拼音读物,拼写自己的思想,及早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语言应用水平,进而逐步通过汉字与拼音对照读物能较快地学习汉语汉字。当时教育部和文改会领导何东昌、柳斌、刘导生、叶籁士、许嘉璐和陈章太等亲自指导,我国最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吕叔湘、张志公和倪海曙等都曾上教学一线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推广。中央主管领导胡乔木等同志也予以充分肯定。教育部先后正式向全国发了4 份红头文件,要求各地认真推广“‘注·提’实验”。两三年时间全国就有500 多万小学生参加。经教育部考查小组测查,用5 年时间,学生完全可以达到一般学校6 年级水平,学制可以缩短一年。
        至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早已在试验这种办法,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据有关汉语老师介绍,在外国学习者中,特别是欧美学生利用汉语拼音记笔记、写练习的情况很普遍,利用拼音发微信与中国人交流更常见。如果将这些教学成果和学习情况加以完善提高、总结推广,必将加快汉语在世界传播的速度。
        显然,将“‘注·提’实验”的办法和原理应用到上述各项工作中去,在教学观念和方法上是一种革新和创举,可以较过去更顺利地完成这些任务!

  • 沈国舫等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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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学术语“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三个层次 / 沈国舫(沈国舫,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北京林业大学原校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森林培育和森林生态学、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水资源和生态建设。)
    2.中医药标准化与语言的关系 / 王永炎(王永炎,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科学院临床医学基础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风病与脑病的中医药防治临床与基础研究以及老年脑健康的研究。)
    3.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智能 / 陆汝钤(陆汝钤,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和基于知识的软件工程。)

  • 王春辉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10-21.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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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忠诚一般被看作是语言态度的一种,在多语社会和多语人的语言认同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语言忠诚现象在移民群体中最为典型,在超国家、国家和亚国家3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它可以在不同的场域/功能域有所呈现,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语言忠诚在民族、文化、国家这3 个维度的认同中的表现比较复杂。它有好几种类型,几类之间构成了一个忠诚度连续统。语言忠诚是个中性短语,应当以相对的眼光,将之放在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的背景中来具体分析其利弊。

  • 方小兵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22-32.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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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语言认同研究范式出现了4 个方面的转变:(1)从结构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开始重视认同的建构过程、机制和驱动因素;(2)从关注语言态度等主观因素向语言行为倾向等客观因素转变,开始重视认同的实践性和社区层面的他者认同;(3)拒绝将语言认同视作一种静态身份标识,开始关注语言认同的动态流变和认同逆转现象;(4)从单一语言认同向双重语言认同的转向,开展了双母语现象的研究。针对当前语言认同研究之范式转变,本文从方法论层面提出两个研究建议。第一,在学术讨论中将“语言认同”作为学科专业术语使用并推进其理论建构,尽量避免用“语言与认同”来代替“语言认同”;同时,注意区分不同学科对“语言认同”概念的不同阐释。第二,学界尽快组织开展对语言认同评估的研究,提出既有普遍学理意义又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系统、评估指标和相关参数。
  • 单韵鸣,李胜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34-41.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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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近300名广州人的问卷调查,结合访谈发现:广州人的母语已不单纯是粤语,且正在出现代际语言转移现象,90%的广州人是双言者。广州人对粤语的评价最高,显著高于普通话和英语,尤其在情感方面,表现出对地域方言和身份的强烈认同;然而,超过一半广州人对粤语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对英语的评价略高于普通话,英语教育趋低龄化;粤语传承预测在女性、移居家庭背景等人群中会受到挑战。参考语言活力评级标准,粤语可评价为“有活力,但受到冲击、活力出现下降苗头”。传承粤语要社会多方合力,方言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使用者需全面认识粤语的价值。

  • 侍建国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42-48.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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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语言、社会的角度分析港式粤语对港人的区域身份认同作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89.1% 的人口讲粤语。在经历长期的英语浸濡和回归后内地普通话的强大影响下,香港仍是一个日常语言为粤语的华人社会。除了历史、区域因素以外,港式粤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表现在4 个方面:由言语社区的高度一致而产生的区域身份认同,与内地的高度区域互动,港式粤语对英语词汇语音上的兼容性,粤语里保持了一批古汉语词汇。
  • 王晓梅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49-57.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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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华人极力通过华文学校(华文独立中学与国民型华文中学)来维护他们的语言与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华人认同。本文采用认同管理模型与语言管理模型,以槟城州4 所华文中学为例,讨论马来西亚的华人认同与华文学校华语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这些华校如何通过语言管理(主要是华语)来强化华人认同。数据采集主要通过面对面的访谈,涉及的访谈对象包括学校的管理层、教师与学生。研究结果显示两类学校的华人认同与针对华语的语言规划措施密切相关,而且教师与学生对于华语的重要性以及华语对华人认同的重要性的看法基本一致。此外,华文学校通过华语而实现的华人认同的管理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认同规范也是一致的。

  • 李佳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72-82.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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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回顾前人对方言与语言边界意识形态属性研究的基础上,将方言称“语”现象的成因概括为3 种模式:“粤语”模式是古来一级方言称“语”的传袭,“闽南语”模式是自治状态下的次级方言提升为“语”,而“沪语”模式则是他治状态下的次级方言提升为“语”。本文对3 种模式的性质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如加强党政机关和新闻媒体的语言国情教育;在相关法律法规尚存真空的情况下,为方言的具体称谓及称谓的使用制订既尊重历史习惯,又严守政治“红线”的部门规范;对社会的一般使用,一级方言建议可采用“方言”称谓等。
  • 晁瑞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83-91.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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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初期的语言政策主要面向调整蒙汉语言关系,建立汉语自身规范系统。朱元璋和朱棣两位帝王语言政策同中有异。在蒙汉语言地位规划方面,朱元璋时期对蒙古语主要采取镇压型政策,主张蒙汉通婚,强力同化蒙古语,难免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朱棣时代对蒙古语持容忍型政策,更注重语言和谐。朱元璋制定了国家书面语标准音,南京话在当时条件下成为权威方言。朱元璋建立了学校教育体系,加快国家通用语推广;提倡白话,促进科技进步。朱棣制定了外语教育政策,巩固了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及西域友好关系,促进了汉语的国际传播。

  • 盛静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3): 91-9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8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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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书以爱沙尼亚为例,系统展示了超国家语言主体如跨国公司、多语移民家庭和言语社区、学者、教师和公司职员等,在该国语言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书中囊括了国家安全、多语主义、跨国机构语言、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地域语言变体等热点话题。通过语料库、案例分析和民族志等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各章的系列研究结果表明,未来应更注重带有政治性和情感性的隐性语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