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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第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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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战略研究
  • 董 琨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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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规范中的弹性原则
    董 琨
    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语言文字规范,历来受到国家的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历来都是政府行为,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范政策、法规条例,可谓“史不绝书”。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就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各个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相关政策、法规络绎不绝。其最重要者,乃有新世纪伊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随即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下简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种重视的程度与力度,在当今世界各国中,当属罕有。
    不过无论如何,语言文字的法令、法规,较之其他领域的法律、法规,起码有两点大的不同:其一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同,这是因为总体而言,语言文字的违法违规不像其他方面的违法违规可以伴随种种“不当得利”,带来侵犯人身权益的恶劣后果;其二是有关语言文字规范的政策、法规,一般都贯彻一定程度的弹性原则,不像其他法令法规的条文那么“斩钉截铁”,基本杜绝变通的余地。
    所谓“弹性”,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的解释,是“比喻事物依实际需要可加以调整、变通的性质”,应该说是很符合本文的意旨所在,不过这里的含义还要更宽泛一些,大致上凡是规范文件有说明“特殊情况”“但书”或条文本身内容留有余地的,都可以理解为“弹性”。
    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标本自然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部专门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制定的法律,不乏使用了“提倡”(第十三条“提倡公共服务行业以普通话为服务用语”)、“基本的”(第十二、十三条)、“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九、第十条)这样的词语,是一般法律条文所不见或罕见的,应该说都体现了一种弹性。
    尤其是第十六条(关于方言)特别注明“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使用方言”;第十七条(关于用字)特别注明“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这些“但书”更是体现了语言文字规范中的弹性原则。
    此外,在第三章“管理和监督”中,对“违反本法有关规定”的现象,“公民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对责任人员只是“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才“由有关单位作出处理”;最严重的,不过“予以警告”。这种惩戒方式和力度,应该说都是很轻微的,同时也都不是一般法律、法规所能拥有的,这只能说明这部法律在使用中是贯彻了弹性原则的。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可以说是语言文字的总规范,其弹性原则的表现已如上述,而关于语言文字的各个方面的具体规范及其实际运用中,也同样贯彻了弹性原则的精神,如《汉语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通用规范汉字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等。
    语言文字规范贯彻弹性原则的必要性,起码有下列三条:一是语言文字现象是复杂的,在大量的一般情况之外,往往存在少数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有所照顾;二是社会的语言生活是变动不居、不断发展的,所以规范本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三是语言文字的规范,是一项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由社会大众和专家学者共同完成,这就难免存在不同意见,而且也许一时难以裁断,所以也需要留有若干弹性的空间。
    了解语言文字规范法律、法规中的弹性原则,对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更自觉地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弹性”不是“随性”,不是对规范的随意修改和退缩,规范的主体原则及其“刚性”还是应该坚持的,这也是本文的“题中应有之义”。
  • 俞敏洪,海 霞,蒋昌忠,马萧林,于殿利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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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贫困地区儿童课外阅读,消除城乡阅读鸿沟/俞敏洪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助力精准扶贫,促进民族团结/海 霞
    深入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法治建设/蒋昌忠
    进一步加强对甲骨文的宣传推广/马萧林
    将辞书编纂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于殿利
  • 汪卫红,张晓兰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12-22.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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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着重探讨父母在方言代际传承中的角色。研究采用民族志的数据收集方法,收集了13组城市家庭在吃饭、辅导作业和陪小孩玩耍等日常生活中的家庭语言交流语料。对比分析这些语料,我们发现没有实现方言代际传承家庭的父母在家庭语言规划时,存在一种值得重视的媒介转译现象。这里媒介转译是指作为中间层的父母在跟上一辈的祖父母和下一辈的孩子交流时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语言媒介转换行为,即把方言转译成普通话,或把普通话转译成方言。尽管祖父母在孙辈的抚养中起着重要作用,孙辈也从小就生活在方言环境中,但很多孩子不会说方言,这跟父辈在祖辈和孙辈交流中的媒介转译行为有很大关系。这种媒介转译行为在小孩从方言向普通话的转移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语言的代际转换也在这种日常家庭交流中潜移默化地完成。
  • 邹春燕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23-30.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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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家庭语言规划的理论,从代际语言传承与变迁的角度,观察广州3个客家家庭语言的使用情况,分析客家方言在祖辈、父辈和孙辈之间发生的传承和变迁,以及影响这些语言实践的因素。作者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家庭拜访与观察、家庭对话录音和视频等方式收集数据,利用NLPIR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语义分析,探索客家家庭语言实践背后的因素。研究发现:普通话和客家方言并用是这3个家庭共同的特点;客家方言的主要传承依靠祖辈,祖辈是否坚持和孙辈讲方言决定了客家方言在家庭里传承的力度。此外,影响客家方言传承的因素颇多,其中包括祖辈、父辈对方言价值认识不足,对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主要基于血缘而非语言,还有跨民系的婚姻,父母对孩子的国际化期盼,等等。客家方言正面临着一场博弈:一方面,它在家庭中的语言交流功能退缩,影响到它的传承;另一方面,祖辈们仍然坚持与孙辈用客家方言进行交流,并通过带孙辈“回老家生活一段时间”,来强化方言的使用,让方言的传承得以延续。
  • 尹小荣,李国芳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31-41.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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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态度反映语言使用者对某一种语言的吸引力、社会优越性和发展动力的认识和评价,这些观念和评价支配他们在家庭生活中语言使用和习得的实践。而对非主流语言的使用群体来说,家庭中父母的语言态度对孩子的语言态度和实践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又关系到语言的保持。本文以居住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为调查对象,对148个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力图了解两代人对锡伯语的语言态度所呈现出来的特征。调查发现,两代人的语言态度从对语言本身的态度、语言社会优越性的评价到语言发展动力的评价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两代人对锡伯语的态度在不同层次上有显著的差异。研究发现,坚持广义的语言观和创新的话语方式能够增加语言的吸引力并维持其社会优越性,帮助语言使用者降低语言忧患;家庭语言规划的意识能维持语言的发展动力,采用动态、连续的双语意识不仅能帮助两代人全面认识双语的经济效益和认知过程,还能充分调动各成员的积极性,促成各机构的合作。
  • 丁 鹏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42-50.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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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调查了7个在中国居住的跨国婚姻家庭,涉及9个2~8岁儿童,探讨了这些家庭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情况。7个家庭中的父母都由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非汉语母语的外国人组成。本研究采用了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考察模式。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及其分析,有如下几个主要发现:(1)所有参与研究的父母都认为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在孩子的知识形成和将来就业发展中必不可少,汉语学习同等重要;(2)家庭环境对孩子语言习得,尤其在早期儿童语言发展阶段非常重要;(3)如果父母家庭语言规划合理,能充分使用自己母语和子女进行交流,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表现出很强的双语或多语能力;(4)外籍家长往往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提高孩子对其母语的兴趣,如果家长忽视和子女用其母语交流,往往导致子女不能成功习得此语言,成为单语使用者。本研究还揭示了父母对孩子双语或多语发展的焦虑,以及他们为鼓励和促进这种能力所采取的各种策略。
  • 董 洁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51-59.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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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使用Hymes的声音理论,对两则民族志语料进行分析,探讨海外华人家庭的语言规划和家庭语言使用状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程度加深,海外华人的全球移动轨迹愈加复杂。许多人由于工作原因或商业需要,频繁往来于移入国和移出国之间,其语言资源更加丰富、语言使用更加复杂、社会影响力也更大。新的语言和社会现象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宏观状况进行把握,更要对微观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和细致的分析。本文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两个华人移民家庭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讨论他们的家庭语言规划。研究显示,两个移民家庭处于不同的移民阶段(一个是第一代移民,一个是第三代移民),子女处于不同成长阶段(一个家庭的子女未成年,一个已经成年),家庭语言规划方式不同(一个是显性规划,一个是隐性规划),但是两个家庭对语言的规划类似,即英语和移民目国语言为公共空间语言,鼓励子女使用普通话,而家乡方言则在家长之间使用。
  • 杨红燕,王晓梅,李?佳,许静荣,弗朗西斯·瓦尔斯,凯瑟琳·布伦南,凡妮莎·马诺利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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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语言政策为探索进城农民工社会融合问题提供新视角(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杨红燕)
    家庭语言规划应该放在言语社区中研究(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王晓梅)
    汉语能力对边境地区缅甸底层家庭意味着希望和出路(云南大学/李佳)
    提高对家庭语言规划认识,处理好家庭与学前教育机构关系(湖北中医药大学/许静荣)
    巴塞罗那英语家庭遭遇代际传承困难(巴塞罗那大学/弗朗西斯·瓦尔斯)
    英国双语学校语言态度影响家庭语言规划(BELL信托基金会/凯瑟琳·布伦南)
    我在海外培养双语子女的亲身经历(自由职业者/凡妮莎·马诺利)
  • 郑剑委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66-73.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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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吸引力是外宣文本语言策略的核心目标。基于外宣文本语料库,考察中外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的交互性、外向性和多模态性等方面的语言策略,通过这3个指标分析对比中外外宣文本的总体吸引力。研究表明,欧洲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的交互性和多模态性显著高于中国高校,而外向性稍高于中国高校,总体吸引力水平高于中国高校,不过国内个别外国语大学外宣文本的吸引力略高于少数欧洲高校。为提高中国高校外宣语言的吸引力,中国高校互联网外宣文本应实现交互性和多模态性策略,在叙述方式、信息类型和信息结构方面进行改良。
  • 刘媛媛,邓 飞,赵蓉晖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74-82.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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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1982年以来中国大学阶段的38份英语教育政策文本内容,发现其文化认同规划意识及变化趋势:(1)2000年前的政策文本强调语言的“工具性”,缺乏科学的文化认同规划意识;(2)2000年后的政策文本强调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关注学习者的母语文化认同,并注意处理母语语言文化与外语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3)相关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外语人才定位和课程设置上。影响学习者文化认同建构的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因素。
  • 林 皓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83-89.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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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标准化作为本体规划基本内容,也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重点之一。国家出于各种目的会对该国手语实施标准化(或者统一化),促成通用语的形成。然而,手语这门语言较为特殊,作为视觉语言,以手眼为沟通媒介,独立并区别于相应所在国家的有声语言及文字。因此应用于口语标准化的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手语。弗兰德和荷兰手语文化背景及标准化时间都较为相近,但弗兰德手语标准化归于失败,荷兰手语标准化却获得成功。本文试通过比较弗兰德和荷兰手语标准化活动,分析两者成败原因,探寻手语标准化的规律,以期对我国通用手语的实施有所启示。
  • 李英姿
    语言战略研究. 2019, 4(2): 90-9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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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而存在,论文集《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采用了民族志、访谈、问卷、观察、文件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多语言世界下移民和少数族裔不同情况下的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展示了家庭语言政策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该书内容进行介绍,并从环境、研究方法、路径等方面对该论文集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括。本文认为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这种非西方的、非工业化视角决定了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还有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