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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6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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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战略研究
  • 陈恩泉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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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语双方言(包括多语多方言)的存在与发展,是开放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语言生活的需要。从语言职能本身来说,双语双方言是人类社会互动交流的永恒动力,是人类互动交际最直接、最有效的第一性工具,辅以文字、符号、电波、视屏等第二性手段,构成了结构复杂、系统严密完整的互动交流机制——人类社会螺旋式发展的内核动能,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朝着共同需要的目标不断探索前进,促进社会经济文明蓬勃发展。在一个方言/语言十分复杂的国家,方言/语言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影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空前活跃,农民走出家园,到邻村,到省城,甚至出省,去打工做生意。但因方言复杂多样,只要你离开本方言区到外地去,就会遇到言语不通的麻烦。《湖北日报》曾经报道:湖北有个村子的农民到外省去做生意,没几天就跑了回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听不懂外省人的话,外省人也听不懂他们的话,生意无法进行。因此,村领导做出一项决定:全村人都学习普通话。后来,该村成了一个双言村,村民们成了双言人,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了。
  • 张筠英,王 磊,曲敬国,李立宏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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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播与配音 \ 张筠英
    配音演员的“存储”和“运用”——谈配音创作的“自在”状态 \ 王 磊
    让配音秀“玩儿”得更精彩 \ 曲敬国
    有声语言艺术用“情”联结世界 \ 李立宏
  • 赵守辉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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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语言问题在大学出现之初即已产生,可谓由来已久。追根溯源,作为现代意义上有组织地生产并传承知识的学术机构,大学的雏形萌生于中世纪欧洲,其时民族国家尚未发育成熟,但教学用语问题已经显现。到中世纪中晚期,虽然拉丁语成为毫无争议的书面通用语与学术语言,并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后民族国家广泛兴起,但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教学媒介语与师生互动用语并非不是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虽是脱胎于教会的学术共同体,但大学在产生之初就因为对独立与自由的偏执追求,而频繁地与地方僧俗当局产生冲突(当然也有经济原因),加之当时民族国家尚未形成,使得大学在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国际性,或称跨地域性;另一方面,基于对培养学者表达能力的重视,讲授和辩论是大学的主要学习方式,相应地,口试也成为评估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的主要手段。考虑到当时全欧洲封建统治方式已经高度成熟,不仅大学校址的变动相当常见,教授者与学习者的自由择校、高度流动也都司空见惯,如牛津大学与巴黎大学、剑桥大学之间的人员流动,甚至出现另起炉灶、跨海建校的现象。尽管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保证了这种大范围知识流动的可能性,但教授者对教学媒介语的选择,学习者从被动的听讲者转为主动的复述者,都会面对母语与通用语之间的语言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看来都属于语言规划与管理的经典课题,可惜当代学者对此所做的研究极其有限。
  • 程京艳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14-23.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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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一般只涵盖外语课程标准和测试标准,高校拥有较大自主权,其微观外语教育政策在内容与目标上不一定与国家宏观政策一致;而东亚国家宏观外语教育政策一般比较全面且具强制性,高校往往注重对宏观政策的执行。受语言政策研究范式的影响,西方研究比较关注“人”,即不同层面政策相关主体的语言信念、语言实践及其产生的主观能动作用,未来的研究会更深入地探索高校外语教育政策形成与实施过程,不同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及其与语言管理的有机结合,如何引导公众的外语认知能力,以及如何从语言管理的角度分析外语教育的方方面面等;在东亚高校虽然对宏观政策的分析执行以及重大语言问题的研究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围绕着不同政策主体的语言信念、态度和主观能动性的微观实证研究也已逐渐兴起。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外语教育规划研究是一个整体,在关注宏观政策的同时亟待加强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研究者作为学术性政策的研究主体,需与决策者角色区别开来,才能提升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 林 晓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24-3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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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高校EMI源于全球化、欧洲博洛尼亚进程的大背景,得到欧洲各国及高校的积极推动,整体发展迅猛,但欧洲南北的EMI发展水平差异显著,EMI学位层次及专业分布也不均衡。当前欧洲各国日益关注高校EMI这一现象带来的多重挑战,并积极采取应对举措:在宏观政策层面平衡本国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加强大学层面的语言规划,完善师生英语语言能力的质量保障等。EMI将继续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行路径之一,我们不能仅以增加EMI项目数量为务,而是应该对高等教育政策中的“语言”角色进行问题化分析,进而进行全面规划和结构性支持。对高校EMI现象的研究应该结合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整体与分层视角。可对中国、欧洲高校EMI的政策与实践及其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和语言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等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相关研究在世界高校EMI研究的知识体系中的累进性位置。
  • 张振达,李文龙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37-4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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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际交流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迫切要求高校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尤其是法律英语人才。教学媒介语对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而目前法律英语教材媒介语与课堂媒介语研究不多,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探讨其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研究更显不足。对法律英语课堂和2013年后市面上常见法律英语教材的媒介语使用以及相关高校师生与从业人员对法律英语课程媒介语使用的态度进行考察,发现目前法律英语教学媒介语的主要问题为教材与课堂脱节、课堂与教学目标脱节。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存在缺陷,缺少深入的领域规划、系统连贯的外语教育规划和明确的外语能力规划,应以专业建设为基础探讨媒介语相关规划问题。建议推动领域语言规划,建立领域语言标准;基于行业实际需求,动态调整对接课程;科学规划能力目标,建设复合型外语专业。
  • 邱译曦,郑咏滟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47-55.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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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顶尖全球化大学计划”,大学积极开展全英文学位项目,大力扩招留学生。对日本37所入选“顶尖全球化大学计划”试点大学多方面政策文件及资料的数据分析,揭示了在语言信念、实践和管理3个维度上,日本全英文学位项目在中观层面实施过程中不同语言间的冲突与竞争,反映了政策意图和政策实施之间的潜在矛盾。从语言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非英语国家的英文授课政策“全英文”可能是“唯英文”。
  • 宋 旸,Angel M. Y. Lin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56-6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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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教育语言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设汉语和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国际硕士项目,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攻读学位。来华留学生的学术汉语和学科内容学习情况不仅决定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项目的教学质量,也关乎汉语国际推广和汉语学术话语权提升的战略目标,但现有研究对此类项目中课程的教学情况关注较少。通过对上海某高校4个学科汉语授课国际硕士项目中来华留学生在学术汉语和专业知识学习过程中的超语实践情况的调查分析发现,现有汉语授课国际硕士课程设置需进一步加强对学术汉语学习的支持以及对全球知识生产不平等的反思。超语实践可以帮助来华留学生基于个人历史和生命轨迹,综合多语资源观和批评性知识观,自下而上地构建国际化的学习生态体系。现有来华留学生教学语言规划应做出相应改进。
  • 文秋芳,陈坚林,柯安竹,赵蓉晖,高雪松,彭剑娥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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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通用语专业人才培养面临挑战 \ 文秋芳
    要重视外语教材史研究 \ 陈坚林
    香港特区语言教育规划得失谈 \ 柯安竹
    发挥高校语言政策在高级人才培养和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 赵蓉晖
    大中华区高校非通用语语言教育发展 \ 高雪松
  • 王晓梅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76-85.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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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具有丰富的语言资源,有其重要的外在与内在价值。通过回顾马来西亚建国之后的语言规划历程,分析马来西亚语言规划过程中语言价值的体现,我们认为,英语教数理政策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政策制定者忽略了马来西亚诸多民族语言的内在价值。从语言资源观和语言价值观驱动方面看:国语的声望规划仍需加强;少数族群语言的外在价值需要制度支持;国家应统筹语言资源的配置;语言资源的内在价值应给予充分考虑。马来西亚的语言规划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充分利用语言资源,发挥其内在和外在价值,那么不仅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于民于国不无裨益。
  • 章石芳,范启华
    语言战略研究. 2021, 6(2): 86-96. https://doi.org/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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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调和英语(殖民语言)、菲律宾语(国语)和地方语言三者关系的语言及语言教育政策。为了提高学习效果和推广全民教育,菲律宾政府于2009年颁布实施《基于母语的多语教育》方案,成为亚洲国家中从政策制定到具体实施都给予地方语言教育以强有力支持的典型案例,也最终成就了当代菲律宾独特的三语共生的语言生态。关于菲律宾的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多从语言政策执行、语言比较、语言认同、华语教育等角度切入。从菲律宾三语关系的形成及其发展演变脉络出发,探讨菲律宾语言政策变化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可以看出菲律宾语言及语言教育政策的成功实施对后殖民国家语言及语言教育政策的借鉴意义:语言功能的合理分工有利于形成多语共生、和谐发展的语言生态;充分重视语言及语言教育的经济价值;尊重公民母语教育权利,保护并促进语言及文化的多样性。